《周易》自然哲學與生命實踐

（此文原載于《周易研究》2012年第2期）

 

摘要：《周易》蘊涵的自然哲學思想，可謂是一種以生命為隐喻，宇宙論、本體論、價值論統一的生成哲學，它基于道德實踐與認識實踐統一的生命實踐。文章根據《周易》“經”、“傳”本身之内涵，按現代哲學表述方法，從源于道德之宇宙論，三才圓通之本體論，知行不二之實踐論，生成整體之方法論等方面，闡明中國式自然哲學的特性與意義。指出正是這種獨特的自然哲學，不僅開啟了中國文化超越的價值之源，為中國古代科學提供了形而上學基礎，而且應在21世紀偉大曆史轉型和中西對話中，共同創造人類不同文化 “殊途同歸”、“和而不同”的世界生成之序。

關鍵詞：自然哲學；三才圓通；知行不二；生成整體；象數

中圖分類号：B     文獻标識碼：A     文章編号：1003-3882（2011）02-

 

《周易》乃中國古人生命實踐之結晶，蘊含豐富的自然哲學思想。與古希臘出于思辨的自然哲學不同，中國先哲對宇宙與人生的終極追問，一開始乃基于道德實踐與認識實踐統一的生命實踐，以其直透九霄的原始靈感或“智的直觀”，從天、地、人三才貫通的道德形上學出發，将宇宙萬物看作生生不已的過程，并以道法自然的精神，創立了一套取象比類，探赜索隐的算法符号系統，可謂以生命為隐喻的生成哲學。本文試圖根據《周易》“經”、“傳”本身之内涵，以現代哲學表述方法，從源于道德之宇宙論，三才圓通之本體論，知行不二之實踐論，生成整體之方法論等方面，闡明中國式自然哲學的特性與意義，并與西方科學與科學哲學略作比較，指出正是這種獨特的自然哲學，不僅開啟了中國文化超越的價值之源，為中國古代科學提供了形而上學基礎和元科學範導，而且為今天與未來人類文化與科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與啟迪。

 

一 、源于道德之宇宙論

 

近代以來，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隻有人生哲學，而無自然哲學。殊不知中國生成哲學本由自然哲學貫通人生哲學。而中國從“道”、“德”出發的宇宙論正是一種包括人在内的徹底的生成整體論。

《系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無論古今中外，自然哲學都必須回答世界存在的終極原因或依據問題，那麼，什麼是宇宙萬物生生不已的終極根源呢？在《周易》自然哲學中，不是上帝創造了世界，并給予其第一推動，而是自然之“大道”與“天地之大德”，即宇宙無限之創造性與最高善（至善），開啟生命之源，且“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令其完成而“生生不已”。此可謂中國文化與科學之根本信念。這一信念正是通過《周易》乾、坤二卦首先得以生動表達與昭示。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彖》）乾象征天與道，元即開始，乾元表示萬物生命的發動與創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彖》），正是在“一陰一陽”、乾道變化的過程中，萬物“正其性”而“成其命”。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說卦》）。乾卦一開始便“大明終始”，且“元亨利貞”，賦予生命以暢通無礙的生長動力，表明了宇宙萬物偉大開創與直指趨歸的創造性。這裡，作為最高信念的“道”當有三層涵義：其一、宇宙萬物創生之終極根源。其二、自然生成之根本法則與動力。其三、生生不已之大化流行。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彖》）坤象征地之德，坤元表示萬物生命之誕生。坤賦生命以有形之物質形體，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說卦》）。坤卦表明了順承天命，厚德載物，使生命得以實現而完成的實踐性。這裡，作為生命根據的“德”當有三層作用：（1）順承，呵護，保存生命信息。（2）賦生命以質料，孕育而令其誕生。（3）成全生命，使之得以生長而完成。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辭》）從自然哲學的角度看，乾坤表明了生命之所以成為生命的本體宇宙論依據。“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辭》），肯定了宇宙内在而本然的價值目的是生命得以存在與延續的根本保證。《易傳》進一步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辭》）“一陰一陽”傳達着生命的消息與節律，由此，宇宙時時活躍着創造的盎然生機，而使之可持續的，正是天地間普遍存在的“道”、“德”之“善”，而使之實現與完成的，正是萬物天賦之本性——實現并完成生命的内在動力與趨勢。

“乾坤，其易之門邪！”（《系辭》）乾、坤二卦以其“天行健”的創造性與“地勢坤”的實踐性，昭示君子“自強不息”而“厚德載物”。《周易》之道德形上學從這裡直接由自然哲學通向人生哲學。“乾坤”，即“道德”，即陰陽。“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宇宙生命的開始與持續既是時間意義上的，同時也就是價值意義上的。“道”、“德”的意義本源于“乾坤”、“天地”，卻眷注于人類之德行與命運。由此規定了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生生之謂易”，《周易》從道德出發的宇宙論，具有一種徹底以“生”為核心的變易觀和生成整體論的宇宙觀。與西方自然哲學和科學總是試圖尋求變化中的不變性不同，中國先哲認為世界上不變的唯有變易本身，而這變易既非不變原子的聚合與離散，亦非物體的空間性位置移動，而是生與滅的“大化流行”，及一切事物的時間性生成演化。《易傳》雲：“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彖》）宇宙萬物從“太極”或“道”開始，皆有一共同之本源，亦皆有從無到有、從隐到顯、由盛而衰的誕生、生長、滅亡之生成發展過程，由此形成“生生不已”的世界圖景。顯然，《周易》的生成整體論同時亦是一種徹底的動态過程論。這種思想與西方近代懷特海之“過程哲學”相通。其有所差異的是：在《周易》超循環式的生成過程中，時間、空間、物質具有同構性，根據中國的幹支計時法，時間不僅具有三維特征，而且具有當代系統科學所揭示的分形性。有無相生，虛實相含，一切事物的存有都意味着時間、空間、物質的同時湧現。由此觀之，愛因斯坦的四維空時亦不過是生成演化真實世界的靜态投影。在《周易》徹底的生成整體論中，人亦由天地所生，并與天地同歸宇宙之大化流行。因此，自然生成過程并非獨立于人之外的認識對象，人具有天地所賦之“天性”，不僅不外在于天地萬物，且可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參。可貴的是，《周易》一開始就将價值引入了對宇宙萬物的基本理解之中，不僅由此開啟中華文化超越的價值之源，創立了價值内在的自然哲學，而且亦曾孕育了以道德為理想的中國古代科學，這一切，為我們今天建構内涵價值的科學提供了可能的形而上學基礎與思想淵源。

 

二 、三才圓通之本體論

 

追根溯源，昔者聖人之作《易》，乃觀天察地，以生命實踐之感悟，順性命之理，取象比類，立卦生爻，可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其試圖昭示的是直指本體而非僅涉現象的真理。故《周易》從道德出發的宇宙論，同時即是本體論，可謂本體宇宙論。其中所謂本體，并非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世界的存在，而是與人不可分離的世界“在其自己的”那種“本然”。這種包括人在内的以生命為隐喻的本體，亦非靜止的存在，更非邏輯之預設，而是時時創生，成全着萬物的生命，是與人息息相通的。這一特性決定了中國文化與科學“三才圓通”、“實踐優位”之大格局，也決定了其後必與西方二元對立、“理論優位”之路分道揚镳的曆史命運。 

《周易》本體論體系的形成，首先乃根據人之所見自然之“象”、“形”及其變化，而非人為制造的現象。《易傳》開篇即表明：乾坤、卦爻的定位及其變化乃根據天地、山川及其“動靜有常”的變化，而八卦的設立則以天然之男女、日月、雷霆、風雨為依據。其次，“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系辭》）《周易》乃直接效法、模拟自然所生所示之“物”、“象”及其變化而創立。

作為中國關于自然之本然律則的最早經典。《周易》卦爻“兼三才而兩之”（《說卦》），不僅立天地人三才之道，且以“一陰一陽”普遍的生成法則貫通之。 天地人三才之圓通，是從天地之大道貫通于人與人類社會。其依據是以卦爻象數所表征的世界萬物及相互關系，然後由“彖”、“象”以“斷”以“定”，以“示”以“告”，進行解說，闡明其意義。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解說總是由自然律則之本然而涉及人事吉兇之應然。因此，與西方自然哲學不同，它不局限于人與自然的純認知關系，而總與人之行為相關聯，它并不試圖“為自然立法”，而是主張效法自然，順應自然。其目的亦不在于解釋自然，改造自然，而在于模拟自然，昭示人文。因此，其真正關切的，不是為理論立規範，而是為實踐立規範。由此，它更大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價值取向，而非認知取向。這或許是許多人認為中國無自然哲學之原因。

然而，筆者以為，《周易》之價值取向，是以對宇宙終極之“真”的認識為基礎的，卦爻象數本是一套關于世界生成規律的推演系統，每一卦爻必以自然之規律為準，然後推出“人生之一舉一動”。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周易》同時含有三方面内容與意義：其一、物理的；其二、數理的；其三、倫理的。而其“彖”、“象”，“在在皆可以暗示出一種實在論的知識論” 與“實在論的價值論”，“或說是‘超越的内在”之價值論”[1]。這即是說，《周易》乃同時具有自然哲學與人生哲學兩方面内容。

 目前科學哲學實踐轉向的研究表明，關于本體的知識隻能産生于人的實踐。筆者以為，《周易》三才圓通的本體論，可以說是一種從生命實踐（而非從理念或僅僅經驗）出發的“緣身認知”，其所含自然哲學也是一種與西方不同之價值取向下的自然哲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才的貫通，不僅意味着人與自然界、主體與客體之不二，而且亦可由此推至本體與現象、精神與物質、“知”與“行”的統一。因此，一方面，世界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價值内在于自然而世界是有意義的。宇宙與人生“既不隔，亦不對立。無論從那一面說，都是通着彼面的，而且亦是了然于彼面的”；“從宇宙方面說，這本源不是無根的、随意猜測的，這是直接由我的德性實踐作見證的。同時從人生方面說，這德性意義、價值意義的本源，也不是局限而通不出去的，故性與天道一時同證。一透全透，真實無妄”[2]。由此，在中國文化中，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亦不是隔絕的。 《周易》在乾卦第一中即昭明“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乾·文言》）的“大人”境界，故從《周易》起源的中國科學與哲學，一方面崇尚“道法自然”，一方面敢于“希聖”，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此與一方面“為自然立法”，一方面忌談本體，不敢“希聖”的西方近現代科學與哲學是大異其趣的。

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将柏拉圖純智所思noumena與西方認為獨立于人而存在的ontology譯為“本體論”，進而以西學為标準，反譏中國沒有本體論。如此荒謬之文化誤讀，近代以來比比皆是，導緻中國之文化斷層。筆者認為，《周易》所蘊含的宇宙論、本體論與價值論統一的中國式自然哲學之獨特精神與智慧，對于我們重建中國文化之價值體系，對于今天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複歸”與“新本體論”探讨，尤其對超越西方主客二分之異化，解決“西方中心主義下”中國陷入天人分離困境的一系列難題，無疑皆有重要現實與曆史意義。

 

三、知行不二之實踐論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對于本體的認識何以可能？ 進而，“智的直覺”如何可能？顯然，它們不可能來自知解性的純粹理性認識、而隻能源自生命實踐的整體感悟。如果說，《周易》含有“實在論的知識論”，那麼，這種知識論實際上是承體啟用，知行不二的實踐論。

《周易》的創立源于中國古人生命實踐之體悟與感通，而不是基于感性認識與理性建構的對象化認知。《易傳》雲：“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辭》）這裡，體乃體察、體悟，感乃感動，通乃相通。顯然，中國先哲之“觀”、“察”，不是限于耳目的感性直觀，而“無思”、“無為”則更與西方近代科學之人為設計的實驗觀察迥異其趣。其中，“天垂象”、“天生神物”（《系辭》）皆是呈現，而非假設，其意不在言表，而在當下的“感而遂通”。這種原始靈感和直透“天地之心”的“觀”，隻能是一種生命整體性的“智的直觀”。莊子就這種“直觀”有一段精彩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聖人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遊》）

在康德心目中，智的直觀或智的直覺，即“其自身就能把它的對象之存在給與我們”的那種直覺，是純智的，不是純思的，“隻屬于根源的存有（元有），從不能歸給一依待的存有”，因此，這種“非感性的直覺，創造性的直覺，根源的直覺，隻能屬于上帝（元有），而不能屬于人類”[3]，感性直覺使我知道“我現于我自己”，智的直覺才使我知道“我在我自己”。所以在西方傳統中，隻有關于對象與現象的認識與知識，而不可能有三才圓通的關于本體（在其自己）的認識與知識。而中國哲學的傳統，則“承認人可有智的直覺，所以亦可有知‘我在我自己’，擴大言之，知‘物物之在其自己’那種知識。”[4]

智的直觀如何可能？它隻能來自生命實踐的感通或感悟，因為隻有在生命實踐中，人才可能與對象融為一體，“感而遂通”，達到天人合一、主客雙泯的境界，并且“直覺之即實現之”，“決定我的存在為一自我活動的實有之存在（或具體地呈現）”[5]。正是在這種人的實踐活動中，才可能産生創造性的智的直覺。牟宗三先生指出：這種智的直覺“不是把現成的對象表象給它自己，乃是通過它的表象，對象自身即被給與或被産生”[6]，故能“觀其妙”、“觀其繳”、“觀其複”。

 那麼，《易》真的無思嗎？無思又如何可能有知？牟先生指出：“此種直覺即是思，而思亦是直覺的思，非概念的思。”[7] “依智的直覺之知，……是創造的知，非認知的知。”由此，世界“不是如其為一現象”而知之，而是“依在其自己而朗照而朗現”。[8] 王樹人先生提出，與西方概念思維不同，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是“象思維”，這是一種非實體性、非對象性、非既成性而富于“原發創生性”的思維方式。《易經》“觀物取象”的思維活動，是在“象的流動與轉化”中不斷升華，引導“人的精神或思想展開一個通透一切的大視野，升華到一個自由自在的高境界”，從而“與動态整體的宇宙一體相通”。[9]

當今科學哲學正試圖在認識論上超越各執一端的反映論與建構論，主張科學實際上也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認識對象與人的認識都是在實踐中生成的。而科學史表明，原創性的科學發現不是通過邏輯，而正是通過靈感與直覺獲得的。《周易》自然哲學為我們今天研究真正實踐優位的認識，研究人所具有的“智的直覺”與創造性思維提供了曆史的依據與參照。

綜上所述，中國的知識論是沿着實踐（踐履）優位、價值導引的方向發展的。其“認識論”既非“反映論”，亦非“建構論”，而是“實踐論”與“感通論”。其認識路線亦非沿感性直觀→範疇概念→形式邏輯進行，而是循生命實踐→智的直觀→取象比類、稱名辨物→象數邏輯的過程展開的。

實踐優位決定了中國文化“體用不二”、“知行合一”、重視踐履而崇尚“不言之教”的特點。《易傳》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辭》）其後，無論是道家的“道法自然”還是儒家的“踐仁知天”，其所強調的都是人性與天道的相通、相應，以及人之“德行”與天地運演的相應或“合一”。《周易》之生命實踐，雖無道德實踐與認識實踐之區分，但卻表明了源于“智的直覺”的“德性之知”對感性直覺的“見聞之知”的優先性。故由《周易》開啟的知識論，可謂是一種以價值取向統攝認知取向的知識論。由于人的認識随境界的升進而不同，由此獲得對世界的知識，亦可謂“境界形态”的知識，這與西方認識論首重理念、緻力理論建構的傳統恰好南轅北轍。

理論優位的西方文化與實踐優位的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此消彼長，各有短長，恰似太極之兩儀。勿需諱言，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沿“實踐優位”方向發展的中國文化，在認知與理論建構方面，未曾獲得象西方那樣獨立而充分的發展，這是中國不可能開出象西方那樣的近現代科學的原因之一。然而，西方“理論優位”之文化科學，亦已潛藏困境與危機，20世紀以來，其文化哲學發生重大轉向，近年來科學哲學進一步提出實踐轉向，然無論是勞斯，還是皮克林，拉圖爾，其所論實踐，實際上仍限于認識實踐，故認識的本體，價值，真理性等問題仍未能獲得真正解決。《周易》自然哲學或可為我們今天統一認識實踐與道德實踐，消除現象與本體的隔絕，賦科學規範以形上的超越價值之源（非僅認知與社會功利意義下之價值），提供重要的啟示。

 

四、生成整體之方法論

 

宇宙人生的真理如何表達與昭明？中國先哲似乎很早就認識到了語言的局限，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易傳》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系辭》）既然文字語言不能“盡意”，聖人之感悟就隻能是一種“個人知識”而無法客觀化，不能成為普遍性知識而讓人了解嗎？不然！《易傳》告訴我們：“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系辭》）原來，我們的祖先用“象思維”創建了立象設卦、系辭變通的動态綜合方法。這裡蘊含着一種徹底的生成整體性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可以說，這是人類文化史上唯一的、也是中國文化最見其智慧而最具特色的創造。

首先，《周易》是以“象”為核心，符号、語言、算法與人統一的系統。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言：“意以象盡，象以言著”，“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就言、象、意所能表達的限度而言，顯然，言＜象＜意，故與西方不同，中國人并不以語言為世界之界限。然而，正是由于有了符号——“象”與語言，世界始可說，知識始可能。從垂象取法→取象比類→立象盡意→設卦觀象→系辭明象→據象歸類→尚象制器，《周易》全是以“卦象”或“符号”來表象世界，“象”代表了“易”的整體性比類方法及其原則。

其次，《周易》乃“觀變于陰陽而立卦”（《說卦》），陰陽二爻，剛柔相推，其所生變化即表示宇宙萬物“一陰一陽”的生成關系。由此，“非偶不立”的《周易》卦象及其推演，不僅深刻揭示了“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動而愈出”（《老子》第5章）、“用之不勤”（《老子》第6章）的創生過程，描摹了萬物負陰而抱陽之複雜動态之“序”，而且蘊含着中國特有的太極思維方式或太極推理邏輯。

注意到相反的兩極，在靜止的狀态下必不能共存，故排中律乃形式邏輯之必然禁律。而對于動态的生成過程，若無相反相成兩種力量或動勢的相互作用，其過程便不能持續。由此，太極推理方法不僅不以排中律與矛盾律為禁忌，且必以陰陽兩極為基礎，“執兩而用中”。根據《周易》卦爻及其推演方法，筆者将其規則與特點簡歸如下：

1．陰陽互含，兩者在生成過程中保持着整體和諧；

2．陰陽互生互根，故能原始反終，否極泰來，生生不已；

3．陰陽相反相成，互斥互補，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翕辟成變” ，缺一不可；

4．陰陽此隐彼顯，此進彼退，此起彼伏，具有不同态勢與動向，形成生命節律；

5．一陰一陽，遠離平衡，永恒流轉，總體穩定而局部不穩定；

顯然，中國特有之太極推理方法可謂是一種生命邏輯，它為我們如何把握生成整體性的動态過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其三，《易傳》雲：“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系辭》）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指出了把握事物生成變化的關鍵不在“一物之微”，而在“一動之幾”。從“動之微”說“幾”，“幾”就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周濂溪《通書·聖第四》）。任何事物在宇宙間生起，“開始一發動，将來的結果就統統包括在内，這開始一發動就是‘幾’”[10]。顯然，這是生成過程所特有的動态整體性現象。當代混沌學研究揭示，複雜系統的演變具有蝴蝶效應，即對初始條件高度敏感，開始“差之毫厘”，結果将“失之千裡”。系統生成論的觀點則認為，系統生成的起點不是“原子”而是生成元，生成元即初始整體，蘊含系統生成的全部信息。

如何把握系統生成過程的初始一動？《易傳》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辭》）。“大始”即“生”、“微”、“初”，“成物”即“成”、“盛”、“上”。對“一動之幾”的洞察和把握，不僅需要一種動态整體性的思想方法，而且要有對“蝴蝶效應”的“先見之明”，這本是一切天才人物創造性思維的共同特征。“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系辭》）；與西方不同，中國的傳統，正是在“一動之幾”上下功夫，而不是在既成之物上下功夫。中國古代科學着眼“初”，注重“生”，自有長期之系統研究與不可否認之偉大成就。今天，《周易》對我們的啟示正在于，它點明了當今科學難題的要害與解決方向：如何把握事物發生初始的“一動之幾”？要解決這一問題，恰恰需要超越現有的科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

值得關注的是，随着計算機與系統科學的誕生與發展，數學的算法思潮正蓬勃興起。系統科學自分形與混沌直至複雜網絡研究，借助計算機的強大運算功能，突破公理化演繹體系與近代分析還原之經典方法，通過遞歸、疊代等當代算法，試圖以遺傳算法，進化算法等全新的技術、方法來描述和探索系統生成過程。顯然，當代系統科學的發展與《周易》自然哲學的思想、方法具有驚人的相似與相通。與此同時，智能科學、認知科學的研究亦開始突破西方傳統的邏輯範式，而邏輯學亦提出所謂“非形式轉向”。這一切，為中國文化與科學的自主創新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曆史契機。

筆者以為，《周易》自然哲學不僅為中國古代科學奠定了形而上學基礎，而且具備一整套直接描摹自然生成規律，試圖“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準”（《系辭》）的象數算法與邏輯體系，[11]可謂中國“探赜索隐，鈎深緻遠”、“開物成務”的“元科學”。其不僅曾開出中國古代領先世界的生成整體論科學，而且實可為今天與未來科學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學基礎與生成整體論研究方法的啟示。

但我們也須清醒地看到，“科學研究的傳統無不托根于其獨特的文化整體之中”[12]，不同文化中的“科學”不僅有其不同的形而上學基礎，且有不同的研究層面、領域與發展道路。如何在此全球文化大交融、大會通的時代，明辨古今中外優劣異同，取長補短，把握曆史發展的“一動之幾”，繼往開來，“會通以超勝”，顯然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具有不同文化底蘊與獨創精神（思維方式）的各民族文化，隻有在關注人類共同命運的更高境界與更廣闊視野關照下展開平等對話，才有可能超越西方工業文明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異化和偏見，在信息化與全球化合流的偉大曆史轉型中創造“殊途同歸”、和而不同的二十一世紀世界生成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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