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學術思想文本中的“怎樣”（Wie）
—構境論文本學新得

 

内容提要：由于面對神學、學術和政治三種大他者，海德格爾的文本可依自己保藏的本真思想與專為不同層面他性觀看所制作的“學術邏輯建構”，區分為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文本、争執式的表現性文本、垂直在場的現身性文本和隐匿性的神秘文本。再加上海德格爾所運用的評點性邊注、運思實錄稿、多樣化構境中的拟文本和造詞賦義，生成了一種全新的構境論意義上的文本結構。

Abstract: Toward the theological, academic and political “big Other”, Heidegger’s tex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Vorführung, Ausdrücklich, Gegenwart, and Geheimnis texts with his academic construction. Besides the 4 kinds of texts, Heidegger’s commentary notes, original manuscripts, quasi-text and compound words within different situations form a completely new situating text structure.

關鍵詞：海德格爾、大他者、文本學、四種文本、構境論

Key words: Heidegger, big Other, textological studies, situating theory

 

 

 

馮友蘭先生在談及治學之道時，曾經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從“照着說”到“接着說”。所謂“照着說”即是依師道或典籍，通過深入傳統學術的内部以建立學問之基礎，而“接着說”則是要解決一個學術傳統中前人沒有完成的創造性研究問題了。這是我們普通學者通常要經曆的為學經曆。可是，海德格爾的哲學之思，并非由一種單層線性的同質性進化和異質轉向所構成的曆時性思想體，而是一個複雜的迷宮式的多層思想構境：海德格爾一生的主要勞作是在馬克思對形而上學的颠覆和尼采對全部西方文明的終結之後，使形而上學甚至人類“第一開端”啟始的全部西方文化複基于被遺忘的存在，經過艱辛的努力，這會是人們有可能看到的被叫作“存在論”的幻境；我們看不到，也是海德格爾故意“扣留”後沒有讓我們全部知道的秘密，是他将被複基的存在本身在基始位置上宣判為非法，被打上“本體”之叉穿剌了的存在即蒙太奇般幻化為另一開端中的存有，而存有之真理則為遮蔽歸隐中的棄讓存在的本有詩境。也因此，海德格爾的學術思想實現、他的文本生産與保真，甚至他的全部生活都将是構境式的迷局。這不是他的故意，而是實現的存在、内省的存有和神秘的本有的客觀布展。這一點，集中體現在海德格爾複雜的文本構境之中。

 

　　　　　　　　　　　　1、海德格爾遭遇的三個僞大他者

 

馬克思說過，在人的社會曆史生活中，我們既是觀衆，又是演員。海德格爾是一個很棒的演員，當然他也是自己表演的第一觀衆。但在我看來，聰明的海德格爾很早就知道生存的非我性，活着，除了自己的需要，一定還有為了……什麼，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說，叫“向着……活着（Leben auf hin）”。于是，人活着，總有相關的觀看者同在。這觀看者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具有暴力性的他者觀衆。這是拉康想清楚的問題。在拉康看來，人的一生，多為對暴力性他者的無我認同。[1]從這個獨特的構境視角看，海德格爾被抛于世的全部生存中，遭遇過他都不喜歡的三個大他者（Other）[2]式的特殊觀衆：一是與生俱來的天主教神學意識形态，二是他一生在世所依存的西方學院式的形而上學體制，三是一時誤認的政治納粹。這三個大他者，是海德格爾在不同時期，并非情願地為之面具似（Maskenhaft）存在的他性目光。從實質上說，除去納粹曾經一度真的成為海德格爾認同的大他者以外，這三個大他者其實都是僞大他者，即海德格爾并不真心認同的虛假大他者。[3]隻是出于不同的目的，為之表演和表現而已。我的追問是：我們的存在和思想是否也在向某種他者無意識地表演和顯白？仔細去内省，答案可能會是肯定的。當然，與這些大他者共在的還有衆多不同的尾随性看者，以及每一次觀看所建構起來的神學、學術和政治的表演、表現場境。

首先，是作為神學大他者（大他者Ⅰ）的天主教神學意識形态。海德格爾有自己敬畏的諸神，但從來不是天主教中那個偶像化了的外部神靈。固然這是小海德格爾初生成“此在”，乍來這個世界時的伴生場境和思之基礎。海德格爾自己說，這是與他自己的家庭、故鄉和青春交織在一起的“原初來源”。[4]他很早就不情願地看到，身為教徒的父母給他吃喝穿住，可天主教在聖馬丁教堂中每日建構神性場境時的勞作，竟是他父親換回一家物性生活條件的主要謀生手段。更要命的事實是，從小學、中學直到大學，他如果不依從神學，他就根本無法受到教育，更不用說進入學術生存場。這是讓心比天高的海德格爾深感恥辱的内裡傷痛。面對這個外部強加給他的神學大他者，他從不是無我式認同的信衆，可是為了生存和求學，他不得已選擇了假神學式的順從性表演，而一旦有可能，他則一定會“離基”出走。我認為，青年海德格爾自始就有自己隐秘而獨立的本真思想存有之火種。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常人信衆的神學大他者隻是海德格爾的僞神學大他者。有趣的是，我們身邊的生活世界卻正在從根基之處建構這種過去一度沒有的神性大他者。

其次，是西方形而上學體制中的學術大他者（大他者Ⅱ）。從神學大他者的強制中掙脫，為的是個體生命存有的直接實現，在海德格爾這裡，則一定表現為獨特的詩性思想構境的豐容和聖境建構，可是，聰明的海德格爾十分清楚，他所被抛的世界中，唯一能夠讓他實現自己生命的場所，是西方形而上學體制這一新的學術大他者控制的大學學術圈。1950年，他憤怒地将其斥之為泯滅自由的“機構”。所以，他如果想維持在世生存，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期冀，他隻有選擇在大學學術圈中的面具性的規矩表演和可通達本真性的抑制性表現。在《回到馬克思》一書1999年出版之後，我也深深地感覺到過這種外部無臉的學術場境的壓力。我發現，數量不多的謀生式的假性學術的面具性（Maskenhaft）表演，通常出現在青年海德格爾所必須獲得的學術承認之前，而一旦海德格爾的面具性身份獲得學術世界的公認，他更多的學術努力往往是在傳統哲學邏輯軌道上制造一些有限的深度爆破，這就是抑制性（弱）學術表現。這樣，對于海德格爾來說，學術大他者幾乎自始就是僞學術大他者。在抗拒學術大他者的同時，海德格爾也秘密地生成着與全部形而上學傳統根本異質的自己真正的本有哲學思想，當然，為了能讓整個學術界能夠知道他的思想努力方向并逐步能夠有所改變，海德格爾也在形而上學話語中刻意透露（強表現）出一些與傳統學術邏輯完全異質的新東西。所以，以我的構境式的解讀圖景，海德格爾自進入學術研究之後，就自覺地讓“靈魂分裂”開來：顯性精神存在中是給學術大他者觀看和常人學術場能夠接受、認可的思辨式能力表現，而在大他者無法察覺的隐秘彼處，海德格爾則悄悄地秘制着自己真實的詩性思想構境，并寫下了衆多并不想打算立即讓世人知道的秘密文獻。加一句話，歸隐和保藏起來的秘密中還有讓他心怡和心碎的愛情。随着他對學術傳播場和理解接受度的曆史進程，他才逐步向人們透露自己故意遮蔽起來的隐秘之思。而在遠離形而上學大他者的藝術、詩學和語言的讨論中，他則順勢到時地讓自己的本真思想直接現身。我下面會談到，這種現身性文本在晚期海德格爾的思想中表現的更加複雜一些。

最後，是納粹的政治意識形态大他者（大他者Ⅲ）。在這一點上，我基本上同意海德格爾自己的解釋，希特勒最初登場的光鮮顯像，讓絕大多數日耳曼人都錯以為他會是新天地的開辟者，海德格爾當弗萊堡大學的校長，有世俗權力欲望的内驅力，但他更多地是将希特勒誤認為可以實現他改變舊世界願望的政治上的尼采。在這一開端中，納粹并不是僞大他者！可是，他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可笑的誤認。在海德格爾一生中遭遇的三個大他者中，這是他唯一暫短誤認的他性鏡像。他最初當校長的時候，他以為不再是表演，而會是真實地自我現身，可是，這種暫短迷途的結局還是淪落為不可寬恕的醜陋政治表演。不過，聰明的海德格爾明智地選擇了堅決放棄：我不演了。但是，這次入世的“改變世界”的存在性玩火，卻讓海德格爾背上了永世的罵名。也讓他對“改變世界”式的存在論本身恨之入骨。

向着三個大他者表演和表現，也就建構出海德格爾一生中幾個最重要的思想秀台。

 

　　　　　　　　　　    2、文本構境論：寫給誰看？

 

海德格爾一生的學術走秀在形式上是多樣的，他不是一個僅僅宅在家中思想構境者和寫作者，所以他會在不同的場合演講、大量的學院式課堂教學（講座和研讨）、學術會議發言和研讨、以及一對一、一對多的學術對話，還有少量的新聞采訪。在我最新的構境論思考中，首先，每一個思想家最原初的思想構境都生成于單純腦海中苦思憫想，這是一種當下發生和燃燒的思想和突現的思境，這是原境。其次，思境在物性文字中的逗留則建構成文本，文本寫作是第二層級的思之構境，并且，文本寫作對思境是整理和編織，也是重構和變形，不同用途的文本是思境異質性的物性實現。這一點，與我們這裡對海德格爾文本類型的分析極為關鍵。其三，公共教學和演講，通常具有外在的要求和指向，物性講稿中思想構境會變為當下言說之思想場重建，并依聽衆和場合弱化為各種思之在場性傳遞。最後，對話通常是由他者線索構成的專題性思想重構，好的對話中會有思之角鬥和新的思境之發生。有趣的是，如果我們上述三個僞大他者觀衆說可以成立，那麼，這四種思想構境層就會立刻裂變為一個更複雜的思想構境族群。一想到這裡，就令人心驚肉跳。最讓人遺憾的是，作為後來者的我們都沒有趕上海德格爾的這些現場性的當下思想構境，依我之見，這一切也已經不再可能真正地重現重構。在這個意義上，熊偉先生是中國不多的幸運者。而讓我們慶幸的是，海德格爾給我們留下了大量與上述在場學術思想構境相接近的學術文本。這成了我們唯一面對海德格爾思想的通道。

與我上述的思想構境論一緻，我會對海德格爾留給這個世界的文本做十分特殊的情境建構區分。我應該說明，這裡的文本區分絕不等于海德格爾對自己文本界劃的完全自覺。這裡我将提出的文本界劃，顯然不同于我在《回馬克思》和《回到列甯》兩書中對文本所做區分的四種類型[5]。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除去我所指認的現代性文本學以外，我現在自省到，那是典型的客體視位，即排除了文本作者的主觀意圖的讀者式外部觀察。而在《回到列甯》一書中，雖然我已經從現代性文本學穿越到後文本構境論，但是這種解讀性構境隻發生在解讀者的主觀性構境一面。現在，面對海德格爾這樣古靈精怪的文本生産者，除去我已經指認的通常發生的四類文本和兩種視位，我還不得不增設一種新的文本區分法，即構境論意義上的作者主體視位：海德格爾有意無意讓後人分時分層看到的不同文本。什麼意思？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追問文本寫作的“何所向（Worauf）”，即寫給誰看？在傳統的文本研究中，成為“過去之物”的文本隻是在對象化的“什麼（Was）”的意義上被解讀，包括解釋學在内的全部現代性文本研究無不如此。而晚期羅蘭·巴特和克利斯多娃所設置的互文性的生産文本，則幹脆走向讀者主觀臆念。現在我想清楚的一個問題，是文本研究中更深一層的構境意義，即文本寫作中來自作者主體視位的世界化向度！這是文本研究中從“什麼”向“怎樣（Wie）”的過渡。我以為，面對海德格爾的文本，決不能簡單地将其變成一種存在者意義上的解釋學對象，而是要構境式地找到其中的“何所向”，知道他的文本是寫給誰看的，這樣才有可能進入到文本生成中的“怎樣”。

我知道，這種對文本的構境論追問，對一般熟悉解釋學遊戲規則的讀者們來說似乎一下子很難理解，為此，我們不妨作一過渡性的比較式說明：轉換到文本分類的構境作者主體視位上後，再深入到《回到馬克思》一書中的思想史線索，我們能看到早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公開發表的論著（第一類文本），通常除去外部意識形态強制（普魯士王國的“書報檢查令”）、學術圈的可接受度（德國思辨哲學及其變種）以及一些現實關系障礙（作為批判對象的“同路人”赫斯）所導緻的變形之外，基本上還是在表達自己的真實看法。即便在他們的一些思想階段上，存在着某些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理論他者，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第二類文本）中的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話語，青年馬克思也隻是将其認同為自己的本真邏輯，無意識地生成他性鏡像，但其中并沒有邏輯故意。而在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筆記和書信（第三類文本）和閱讀性批注（第四類文本）中，則多為自己本真性思想生成的直映。有趣的是，再到《回到列甯》已經自覺的理論構境之中，我們則會看到列甯在1914年的“伯爾尼筆記”中已經深入到黑格爾哲學邏輯的内部，達及馬克思實踐哲學之思的很深思考境域，可是，當他直接面對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受衆時，卻有意隐匿了自己在學術上的重要發現和深刻領悟，并仍然使用了當時人們能夠理解的流俗性觀念形式。[6]在列甯這裡，當然對“寫給誰看”之問有一定的主觀自覺。并且，列甯的做法顯然是對的。正是列甯這種顧及學術理論傳播和接受度的策略性做法，給之後的斯大林教條主義有了可趁之機。為了意識形态控制的需要，列甯深刻而複雜的哲學思考高度被有意降低到一個容易同質性認同的史前水平（《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在一定的意義上，列甯的“伯爾尼筆記”倒成了他無意隐匿起來的“秘密文獻”了，而斯大林則是出于意識形态控制的需要，卻真的試圖将其隐蔽起來。關注這一思想構境論中出無意發現的曆史意外，正好可以使我們順勢進入海德格爾的文本遊戲空間。

相對于一般的思想家和學者對文本的處理，不凡的海德格爾就大不相同了。海德格爾的現實生活開始于一個複雜的多重世界，他從不是一個沒有内心世界并簡單從俗物化于現實中的常人，能看出，他過早地、極聰明地意識到現實生存世界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差異，重要的是，他竟然擺脫了學術常人們通常會發生的簡單他性依存鏡像，故支配常人心理構形和生活存在方式的大他者和小他者[7]都被他超凡地間距化和自覺棄絕。所以，他很早就形成了在現實生活中向僞大他者（教會與大學學術教席掌控者）表演，對親近者（親人與愛人）顯白和在學術場中對接近者（教學對象和文本閱讀者）進行邏輯表現，同時，将不同時期中自己真實内心隐匿保藏起來或偶而讓其現身的多元人格結構。這也是他寫作和設置文本的複雜構境論結構。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海德格爾多少都有些自省式的精心和主觀上的蓄意，海德格爾顯然有非凡的學術演出才能。

在海德格爾這裡，初入現實生活場境時，年幼無助的他不得不進行順從性的面具性（Maskenhaft）表演，他當然知道誰（大他者們）在觀看并可以給予他物質上的資助和官方的學術承認；海德格爾的一生都在颠覆傳統，可總是遠遠走在時代精神前面[8]的他，又不想過多偏離學術場的可接受度，因此，“狡猾”的他隻是時機化地[9]在學術上表現出特定的那些有可辨識的原創和批判能力；海德格爾在内裡靈魂世界裡，他秘守着從小發現的源自鄉土家園的純真質樸本有，并在後來的思想運行中，找到了實現自己本有之思的彼岸式的詩境話語，暗地裡寫下了一大批極為重要的秘密文本，這是他一生現世表演和表現的真正内驅力和全新思想基底。可是，海德格爾的這些神秘思想，除去在晚年的藝術和語言研究論域（最後也在學術場）中偶然現身外，這個龐大的思想構境體，竟然始終被他完全隐匿起來，直到生命的盡頭。因為在他看來，這些神秘的東西即便當時面世，也不會被任何人所理解。這是海德格爾依不同的思想構境層生成的性質各異的文本的根本緣起。

 

3、海德格爾思想史中的四類文本

 

正是在這個重構式的語境中，依我的最新看法，海德格爾的文本可依自己保藏的本真思想與專為不同構境層面他性觀看所制作的“學術邏輯建構”，區分為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vorführen）文本、争執式的表現性（Ausdrticklich）文本、垂直在場的現身性（Gegenwart）文本和隐匿性的神秘（Geheimnis）文本。

首先，面對僞大他者的被觀看式的表演性文本。海德格爾的早期文本中，有一些是寫給神學大他者（教會）、學術大他者（大學評聘委員會）和政治大他者（納粹）看的，當然，也是寫給在大他者意識形态控制下的現世觀衆看的東西。在此，青年海德格爾可能是為了生存（中學和大學的獎學金），或者是剛剛入世的海德格爾為了世俗學術場中最初的承認（講師資格、大學教席和學術界的地位）。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來定性，這是一些“公開發表而僅僅是作為盡義務（pflichtmaBige）的叙說的嘗試”。[10]這個“盡義務”點出了這類文本的實質，即是拿了教會的錢，得到了“老師們”的指點和提攜，他不得不表演給人們看的作為性結果。這實質上是一種不得已的僞思想構境。當然，這其中還有在青年海德格爾上了納粹賊船之後那些令人做嘔的口号性文本。我願意相信這是海德格爾錯走一步後的無奈之舉。這是第一種受制于他者的無奈式的表演性的文本，這也是非本真的面具式生存。以我的看法，這種表演性文本通常是在傳統存在者（什麼／was）意義上的慣性活動。在海德格爾留給我們的文獻中，這種面具表演性的東西是少量的，它們主要集中在青年海德格爾早期初涉人世（1909－1918年）和特定時刻（1933-1934年的政治失足）中。我們能夠看到，這批文本通常表現為在神學話語的假裝和信誓旦旦，也有在新康德主義構架和胡塞爾現象學語境中多少有些不真的假性認同。我以為，這些應景式的文本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學術價值。[11]如果讀者仍然無法理解這種所謂的表演性文本，我可以再舉一個我們身邊常常發生的例子。我知道許多研究生在自己走進學術殿堂的初始時期，就會居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可是如果這種想法與指導老師和答辯委員會的主導意見不同，可能每一個學生都按學術場規則提供一種他性的東西以獲得學位。我承認自己就曾經走過相類似的道路。其實，最可憐的是一些女性學生，在父權制仍然隐性地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學術界，理性構架會将在多數女性學者畸變為非感性的父權附庸。海德格爾曾經在《存在論：實際性解釋學》講座中專門讨論過這種常人支配下的面具生存。[12]

其次，海德格爾一生中主要的學術講座、演講、對話和大量公開發表的文本是明暗争執的表現性文本。這是他的學術文本中最難理解，并且很容易誤認的東西。海德格爾的聰明，在于他對大多數世間事物的洞察，并且他知道在什麼時候向這個他并不喜歡的學術世界提交什麼樣的問卷和一定的引導性的答案。在傳播學的語境中，往往一個文本中所包含的新信息量超過10％，這将是一個無效的信息傳遞，其被接受度和可理解性都會大打折扣。海德格爾不懂傳播學，但他做到了思想傳遞中的最好。這是他從早期“秘密哲學王”到後來迅速成為影響世界的思想大師的成功秘決之一。早期，在大他者的目光之外，青年海德格爾對聽課的學生、對親近交往的女性，則會脫離故意表演的他者鏡像空間，直接反對大他者的遊戲規則，力圖表現自己的非凡性和創造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一類的文本通常還會在供很深的學術觀看和搏擊的傳統形而上學學術場或思想場中抑制性地（Verhaltenheit）建構一種策略性的思想之境，用海德格爾自己的話來講，叫“停留在表面（Vordergrund）”和“被放置在基本輿論（Grundstimmung）之内”的講座文本或公開論文，這是一種“表現出來的東西（das Ausdrticklich Gesagte）”。[13]這一類文本被我命名為争執性的表現性文本。相對于我們前面所界定的存在者意義上的表演性文本，海德格爾的表現性文本的内趨力發生于他自主性思考的爆發點上，即存在性追問（怎樣／wie）的啟動。最早的表現性文本出現在1919年戰時學期的講座中，而這種表現性的思想鬥争一直持續到海德格爾去世。應該說，一直到1989年海德格爾秘密文獻的第一次問世為止，絕大多數海德格爾的追随者和敵人都逗留于這一理性邏各斯光亮之下的學術圈層。我還注意到，海德格爾的表現文本本身也是十分複雜的，在1922年開始，一直到1928年，青年海德格爾隻是在形而上學的邏輯構架中與舊的學術話語構境層中進行争辯；而1936年之後，當海德格爾獲得了自己本真性的思境，他更多地是以新的道說思境與形而上學進行公開或隐秘的争執（“克服形而上學”））。與前面我們提及的兩種表現一緻，前者為弱表現文本，而後者則是強表現文本。為了向讀者進一步說明這種文本類型，我可以再以自己經曆的文本生産事情為例。1998年前後，當我完成《回到馬克思》一書的全部修改時，在交出版社之前，我删除了大部分對馬克思曆史局限性的讨論，以及我自己獨立創造的一些概念，并且盡可能讓此書的讨論域離當下的學術問題域和傳統話語更近一些。必須承認，這是功利的表現性的努力，也是符合傳播學規律的做法。結果，此書在當下學術場中引起較大的學術反響（固然其中多是批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甯》一書，此書中我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構境論觀點，并且比較直白地讨論了我對列甯哲學思想的看法，由于這種脫離當下學術場境的非時機化，此書的“影響”則自然小得多。道理很簡單，人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Was）。

其三，就是海德格爾背着這個世界所有人寫給自己的秘密文獻，其中是他自己在不同時期對全部存有的真實想法。即便他将這種文字寫給他人（如1918年寫給自己的太太），但其實在海德格爾的内心中，它是沒有收信人和讀者的。因為無須面對大他者，也不再糾纏于被他透視和解構的傳統學術構架，在這裡，沒有了任何被看的表演性和表現的欲求。所以，一切面具都成為多餘，一切舊的學術軌道都被無視，跳出性的思想異軌必然生成全新的本真思想之境。這也是海德格爾最深最真的思想構境層。對此，海德格爾自己将其指認為一條“隐匿起來的探索（verhüllte Tasten）”道路，在這條隐匿的探索道路上，他秘密生産了向這個世界有意遮蔽起來的隐匿性神秘文本。首先，依海德格爾自己的判斷，他的這些想法和全新思想構境截然不同于現存的一切學術傳統和文化，所以他認定這些文本不可能被 “現在的公衆（die jetzige Offentlichkeit）”所接受和真正理解；其次，在他所生成的詩性思境之中，真正的本有之境将是絕棄功用性的存在歸隐于世外的神秘之思。這是海德格爾故意将自己獲得的全新思想構境隐匿起來的根本原因。我注意到，這種秘密文本最早期出現在1918年，是海德格爾寫給自己新婚夫人的信，那時，海德格爾還沒有真正生成自己的原創性思想構境，隻是表達一種異質于傳統話語的心情；而反映海德格爾本真思境最重要的神秘文本，主要生成于1936－1944年。這秘密文獻竟然多達七、八部大型文稿。按照他的安排，這些秘密文獻應該在全部講座文稿出版之後再問世，然而，在他誕辰100周年的1989年，作為這種本真思境的第一本《哲學論稿——自本有而來》（1936-1938）第一次公開發表。海德格爾不幸言中，這一神秘文本的過早問世，并沒有促進現世學術場中對他的理解，反而直接造成了海德格爾傳統研究中的邏輯混亂和傳統思考平台的崩塌。從我自己來說，肯定我沒有專門寫下什麼秘密文本，但我有近三十年的思想筆記，其中自然會有我過于超前的想法。如果将來它們有可能面世，倒是對海德格爾秘密文獻類型的一種佐證。實際上，在中國過去“左”的時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經有過不少無法出版的政治的或者文學的“地下文本”，不過，那隻是外部強制禁止的結果，而并非我們這裡讨論的學術上的不可理解和非時機化産物。

其四，是海德格爾讓自己本真思想構境在特殊論域和時刻中的直接在場的現身性文本。1936年以後，海德格爾逐步獲得自己本真哲學思境的生成和秘密寫下一系列神秘文本，在他活着的時候，這些神秘文本都沒有公開出版，但是，我也發現恰恰是在哲學研究之外的他域思考中，海德格爾也故意讓自己的本真思境直接現身于世。這種現身性文本的雛形最早為青年海德格爾寫于1910年關于克拉拉的評論文章，當時，那還是一種鄉土浪漫主義自然流露，而現身性文本主要出現于1930年之後，開始是新思想之境在舊話語操練場中掙脫而出時的表露，而1936年當海德格爾決定将自己的本真思境歸隐神秘之後，它則主要現身于他關于藝術作品、荷爾德林的詩歌和語言問題的思考之中。而接近海德格爾思想的晚期，他則開始在形而上學學術場中直接讓新的思境出場，生成一種特殊的将表現與現身交合起來的表－現性文本。

在海德格爾那裡，這四種類型的文本邊界并非是剛性的，在一些特定的曆史時期中，它們之間往往是交互發生和轉化的。甚至，一種文本會同時具有過渡性的多重性質。這是我們在進入海德格爾的思想構境時應該細心辨識的。

 

　　　　　3、評點性邊注、運思實錄稿、多樣化構境中的拟文本和造詞賦義

 

回到我先前已經在文本學研究中提出的四類文本界劃中去，我們會發現海德格爾的文本類型遠遠跳出了常人學者的自然文本生成。在文本寫作、整理和發表問題上，海德格爾則自覺和精心的多。一定意義上，還存在着某種構境論意義上的主觀蓄意。我以為，在面對海德格爾的文本時，至少研究者需要再注意以下幾個重要區分：

其一，在原先我界定為離思想者真實心境最近的第三類文本的私人書信中，我們卻同時看到海德格爾的表演、表現和秘神。比如在他早期神學學習時期給教會的信，明顯帶有無奈的表演性；而他早先寫給青年姑娘（如胡塞爾的女兒、布洛赫曼等）的信中，顯然在賣力地表現自己的深刻和才華；而我也發現他1918年寫給自己新婚夫人的信，是一封沒有讀者的秘密文獻。再進一步說，海德格爾還非常善于利用公開信的方式，直接表達自己的某種意圖，比如1947年的“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而他與自己比較接近的學者的書信，則是更複雜的有實有虛的思想構境，如他與雅斯貝爾斯和阿倫特的書信往來。應該本真的私人書信，卻在海德格爾那裡，被建構成了種種不同性質和構境層的思想互動場。關于這一點，是否會使我們重新審視思想家們的書信文本及其功能？或者海德格爾恰恰是一個古怪的特例？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其二，海德格爾很早就有一個習慣，即在自己已經完成的手稿上以邊注的形式回顧性地評點過去的思想。這種邊注最早出現在他早期的講座手稿上。并且，在海德格爾看來在思想進程中有特别重要意義的文本，特别是在公開發表的表現性文本中他蓄意變形的曆史性話語，他都精心地用邊注的方式形成一種獨特的思想構境“實驗”。海德格爾肯定反對我用“實驗、這樣的科學話語來描述他的邊注。準确地說，是隐秘的運思和構境。我注意到，這種特殊的思之邊注開始于1919年，即青年海德格爾早期弗萊堡講座中講稿文本。并且，在後來公開發表的論著中，海德格爾通常是在表現性文本的第一版校樣上進行這種思想“實驗”，可能隻有少量現身性文本中也出現了這種的思之邊注。并且，海德格爾在全集的編輯方針中，要求完整地收錄這些思之邊注，以告示人們他的思之道路之精密。比如，《海德格爾全集》第56／57卷中收入的邊注多達250餘個。[14]過去，我們已經知道閱讀批注及其被建構的拟文本，但那通常是寫在他人文本上的思之記錄，自我批注并将其織入思想構境，海德格爾是開先河之人。

其三，我還發現，在海德格爾少數重要文本中，他還将自己多次複雜運思和構境層深化的情境用補頁的形式直接記錄下來。以供後人直觀自己的運思之發生和推進軌迹。這也是極為罕見文本學自覺。比如在海德格爾自己指認的透露本有思想的《同一與差異》中，對其中的第二部分前言、《同一律》和《形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分别記下了不少直接反映海德格爾對這些文本進行反省和曆史性評點的大量運思實錄。[15]這為我們能夠具體地了解他思想構境的原初狀态提供了幾乎不可能的文獻資料。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中。[16]

其四，在文本寫作的具體過程，我發現海德格爾十分善于使用德語的複雜詞性特征，使思想與語言的關系變成一種活的構境詞語存在：一個語詞根本不在自己的通常意義上存在，而是在越出原形後的重新意蘊構境。他使用的比較多的手段大約有如下幾種：一是歸基法，即擺脫和否定一個語詞的當下語用，而返回原初辭源，通常是在古代希臘文中尋找所謂沒有被後世存在化的語境。如海德格爾對自然、真理和邏各斯等詞的著名诠釋。當然，我覺得這種“歸基”有過多的過度诠釋成份。二是轉喻鍊接法。這主要是将德語詞根上接近的一些類詞進行比對，讓它們在一個生成關聯中建構出新的聯想隐喻。比如1936年之後，海德格爾對本有（Ereignis）一詞所作的一系列轉化生成的詞組群列。三是棄用法。這是指海德格爾一些最關鍵的詞語使用的特殊做法，比如在存在(sein)一詞上打上叉，以表征對存在概念的省思，後來他幹脆棄用此詞，而重啟一些從荷爾德林等人的詩歌中獲得特殊意境的古高地德語中的“seyn”來直接賦義。而存在一詞則成了敗壞了的存在狀态。我注意到，被海德格爾打上叉的詞還有根據（grung）和存有（seyn）本身。四是強行賦義法。這是典型的構境論構詞。海德格爾一是将通常的詞語置于一個獨特的思考之境中，讓其突出一種它從來不曾擁有的關聯與境（zusammehang）。最後，在這一切構境式的做法仍然不夠給力的情況下，海德格爾還會自己生造從來不曾存在過的新詞。

其五，海德格爾在寫作文本中，通常比較善于使用特定的标點符号，這倒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可是，除去原來人們常用的斜體字（以着重強調，在中文翻譯中通常改為重點号或黑體字）和雙引号（以表示他性的概念或者自己否定的東西），海德格爾特别是在自己的秘密文獻寫作中，用短線分割了大量德文詞語，以生成全新的意境，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da-sein”。而在海德格爾一些的原始手稿中，他竟然使用不同顔色的筆标注特定的記号，以生成閱讀或朗讀的不同節奏和重點。我在海德格爾家鄉他的博物館中，親眼看到了他寫下的關于荷爾德林的詩歌手稿，其中竟然用多種不同顔色的彩筆在文字下劃線和加注符号，以構成複雜的思考層和思境。

最後，在海德格爾全集特别是第二部分（講座和研讨班手稿）的編輯過程中，還出現了一種其他文本學術版不常見到的拟建現象：即用聽課者的課堂筆記和讨論記錄反補講稿的構境式拟文本。我們無法得知，這是否為經過海德格爾本人同意的做法。比較典型的有全集第56／57卷中“1919年戰時補救學期講座”文本後所附的布萊希特筆記[17]、全集第十四卷《時間與存在》中所附古佐尼博士的讨論課記錄[18]以及全集第63卷《存在論：實際性的解釋學》中插入的布呂克筆記[19]等。這些他人筆記在一定的意義拟建了講課現場的思想情境，比如布萊希特筆記中所複現的海德格爾在講述現場所制的邏輯圖表[20]，這一圖表并且不存在于講稿文本；再比如古佐尼記錄再現了講座文本中沒有的極為重要的思想關系，特别是關于本有思想在1947年之後四個文本中的現身。[21]更有意思的文本事件是，我竟然在這種編輯者無意識的構境複現拟建中發現了一種新的構境層斷裂：即海德格爾自己寫下的原講稿思想構境與現場講授構境之間的差異化間距。顯然，現場講授更接近聽者的信息可匹配性，在我這裡的文本屬性上則是更具體表現性，而多少偏離了此時海德格爾已經達及的本真思想構境狀态。然而，選編布萊希特筆記的編輯克·施特魯勃的主觀意圖，是發現課堂筆記的内容“超出了講座計劃，所以，附加課堂筆記是為了使講稿“更加‘完整’”。[22]

 

（原載《哲學研究》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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