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生産關系概念的内涵演變及其哲學意義

                         

摘要：馬克思的生産關系概念在内涵上經曆了從一般性的交換關系到不平等的交換關系、能創造收益餘額的交換關系，再到與生産力緊密相連的生産關系的發展過程。這是與他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之實質的理解水平的不斷發展直接相關的。當馬克思徹底理解了交換關系與生産關系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别與聯系時，他以生産力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為核心内容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便以一種更為清晰的思想路徑展現了出來。對于上述這一理論質點的把握，對于我們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準确地解讀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實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生産關系；交換關系；曆史唯物主義

 

 

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生産關系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但如果對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哲學發展的不同時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缺乏一個準确的把握，那就不容易對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本質進行準确的界定，甚至還會由此而産生各種各樣的誤解。而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确是存在着導緻這種誤解的各種誘因的，因為馬克思盡管有時候用了生産關系概念，但他頭腦中想的卻隻是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内涵。但如果因此而把馬克思的生産關系僅僅理解為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那就不僅會看不到馬克思在其思想的最深刻處所具有的生産關系是發展程度最高的交換關系的思想[①]，并由此而無法對曆史唯物主義以生産力生産關系的内在矛盾運動為基礎的曆史規律論進行科學的評價，而且還會在把交換關系直接界定為曆史唯物主義的最基礎概念的前提下，把馬克思的哲學僅僅理解為從應有的交往關系的層面對現實的物化的交換關系的批判理論。而實際上，隻要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理解水平到達什麼程度，他對生産關系概念的内涵的把握能力也發展到什麼程度，那麼，在我們面前就能清晰地展現出一幅馬克思生産關系概念内涵的演變史的畫卷。這樣一來，我們既不會把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解讀為交換關系的經驗式展開理論，也不會把它解讀為對異化的交換關系的外在式批判理論。

 

                               一

 

馬克思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首次運用生産關系概念的。他不僅在論述“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時，直接地運用這一概念，“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于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着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産關系——小規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決定的。”[②]而且在一段對曆史觀的總結性陳述即“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産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最初手稿中，馬克思也曾運用過這一概念，“在一定的生産關系下的一定的個人”[③]。但盡管如此，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此時對這一概念其實并沒有很好的把握。他其實隻是在籠統的一般生産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概念的。我們知道，“生産關系”的核心是生産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人們在生産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等内容。但應該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會形态中，不僅生産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有着不同的表現形式，譬如，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這種所有制形式就不再表現為勞動者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而是表現為勞動者失去這種所有權，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占有權；而且，人們在生産中的地位和關系、交換關系等内容也會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譬如，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盡管從表面上看依然是一種交換關系，但它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交換關系，而是表現為資本對雇傭勞動剝削剩餘價值的關系，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種關系是由生産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④]。也就是說，在私有制條件下，随着交換關系的發展，它必然而且隻能在生産關系中實現其自身。應該說，馬克思後來思想中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社會的、曆史地産生的生産關系”[⑤]的思路在他此時的思想中還沒有成型。

究其原因，這跟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理解水平是直接相關的。此時的他還無法對手工業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大工業之間的區别作出準确的把握。對馬克思來說，這兩者之間的差别隻在于金錢關系或貨币關系的發展程度之不同而已，而沒有更多的實質上的不同[⑥]。他後來在《資本論》手稿中談到的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與實際上的從屬之間的區别的思想[⑦]，此時還沒有出現。也就是說，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本質其實還沒有完全地把握住。這就使他實際上隻是從工場手工業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大工業。因此，他選擇了與亞當·斯密相同的視角，從分工的角度來理解生産力的發展，以及從交換關系、交往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的發展。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在斯密所處的手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正像日本學者廣松涉所說的那樣，“‘生産’可以說是個人私事，人們是在通過攜帶産品（生産的結果）而相互交往的場面中才開始形成所謂的社會。在此意義上，生産不是‘社會’的本質規定，毋甯說隻是在社會的圈外，即作為屬于私人領域的東西被把握。”[⑧]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生産方式便隻是小商品生産者之間的分工與協作方式，而所謂的生産關系便隻是這些獨立的商品持有者之間的交換或交往關系。我以為，一旦用這樣的視角來解讀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大工業，那麼，交換關系、交往關系、生産關系等概念之間的邊界必然是不清楚的。赫斯從交往形式的角度來批判貨币的本質，其原因也在于此，因為對于像他這樣的德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來說，所關注的重點隻是市民社會的倫理分裂特征，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曆史性發展的特征。而此時的馬克思盡管在哲學層面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構建上已經達成了，但在對生産關系内涵之解讀這一具體問題上，同樣也存在着一些遺憾。這就是他為什麼在這一文本中對生産關系、交往形式、交換關系、社會關系等概念往往混雜着使用，并且對它們的邊界尚不能十分清晰的劃分的原因。

當然，如果跟以前的文本相比，馬克思能夠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提出生産關系概念（盡管它與交換關系等概念之間的區别尚未被明确的辨析），這已經是一個重要的思想進步了，因為它标志了馬克思已經能從客觀内在矛盾的角度來思考曆史發展的動力及進程了。而在1844年的相關文本中，這種思路是不存在的。譬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盡管在現象分析的層面談到了私有者與私有者之間的交換關系，但“物物交換”這一概念并沒有與生産力等概念合作而生發出曆史解讀的新思路，而隻是被界定為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⑨]。這說明此時的馬克思還隻是停留在人性異化的角度來理解市民社會的，他還不了解英國式市民社會本身所具有曆史意義以及由其自身的内在矛盾運動所建構出來的對于人類解放來說的意義。既然如此，他當然不可能有興趣去思考這種交換關系與生産關系之間的複雜關系。此時的馬克思在批判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時的根據是“國民經濟學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的和最初的、作為同人的使命相适應的形式确定下來了”[⑩]，而我們知道，在《資本論》中，被馬克思抓住的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缺陷是“不是把生産方式的性質看作和生産方式相适應的交易方式的基礎，而是反過來，這是和資産階級眼界相符合的，在資産階級眼界裡，滿腦袋都是生意經。”[11]這兩種解讀思路之間的差别應該說是很明顯的。到了《神聖家族》時期，馬克思在曆史觀的整體思路上更多地偏向了物質生産，并提出了曆史的發源地在于“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産”中的結論[12]，這的确标志了馬克思向曆史唯物主義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僅指出粗糙的物質生産的重要性還是遠遠不夠的。“物質生産”其實具有十分精細的内容，它除了包括馬克思此時已經關注到的人對自然界的理論關系和實踐關系的内容外，還包括人們在現實生産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等内容。而這後一項内容盡管已經被馬克思注意到了：“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現為怎樣的異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會的成員彼此連接起來。”[13]但客觀地說，這種理解離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本質内涵還有一定的距離。事實上，此時的馬克思正處在從對市民社會的倫理批判向對資本主義的科學剖析的轉變過程之中，他還沒有來得及對交換關系背後的生産關系以及貨币關系背後的資本關系等内容進行深入的研究。這就導緻在他的解讀思路中，交換關系的線索還沒有跟自然科學及工業的線索有機地結合起來。于是，“物質生産”在此時馬克思的解讀思路中也隻能是粗糙的。到了1845年的文本中，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随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把實踐和社會關系的思路放在改變世界的理論平台上辯證地統一起來，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才算真正躍升出來。《德意志意識形态》中的生産關系概念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被提出來的。

 

                           二

 

讓我們把解讀思路繼續往前推進。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生産關系概念不再是一個遮遮掩掩的概念，而是被作為核心概念提了出來：“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币等資産階級生産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範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産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産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産生這些關系的曆史運動。”[14]馬克思在這一文本的其他很多地方也使用了這一概念。那麼，我們是否因此就能說馬克思此時已經完全把握住了生産關系概念的準确内涵呢？我以為不行。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其實隻是從分工關系、貨币關系等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的内涵的，也就是說，就總體而言，他未超出《德意志意識形态》時期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内涵的思想水平。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的核心任務是批判蒲魯東把分工、貨币等當作固定的、永恒不變的範疇來看待的形而上學觀點，并強調要對這些生産關系範疇的曆史産生過程進行客觀地研究。但問題是，這後一項任務并不是能輕易地完成的。此時的馬克思盡管已經開始了這種研究，但還遠遠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種研究。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馬克思還沒有發現，随着手工業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轉變，原本以貨币為媒介的交換關系會演變成資本對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剝削，或者說演變成資本自身的增殖過程。一旦深入到這一層面，研究者便不再會滿足于對交換關系的關注，而必然會關注資本主義生産的獨特的社會性質。此時的馬克思顯然還沒有到達這一思維水平。他所理解的“生産關系”實際上隻是生産過程所置立于其中的社會關系。這種理解不能說是錯的，但無疑是太籠統了。由于馬克思此時所假定的理論前提是“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是直接勞動者”[15]，因此，他實際上是以簡單商品流通的社會為現實參照系的。這樣一來，馬克思是注定不可能把握住資本主義大工業階段的生産關系的最核心内容的。在他的腦海中，隻可能出現任何的生産過程都無法脫離積累勞動與直接勞動的交換、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等内容。這就是他在這一文本的有些地方依然把生産關系與社會關系混用在一起的原因。

當然，我們同時也應看到，由于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引入了比《德意志意識形态》更為強烈的階級對抗的理論線索，“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産就開始建立在級别、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16]因此，他此時在從交換關系的角度理解生産關系的内涵時，已經不再停留在簡單的交換關系的層面，而是進入到了不平等的交換關系的理論層面，尤其是作為積累勞動的資本與直接勞動的不平等交換關系的層面。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就是上述引文中所說的積累的勞動與直接的勞動的對抗關系。再進一步，由于馬克思此時在經濟學上接受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而李嘉圖闡發勞動價值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所研究的主題恰好是全部産品在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勞動者這三個社會階級之間的分配法則問題，因而，此時的馬克思把上面談到的那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推進到勞動産品的不平等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事實也正是如此，馬克思在此書的第一章中明确地指出：“把勞動時間作為價值尺度這種做法和現存的階級對抗、和勞動産品在直接勞動者與積累勞動占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多麼不相容。”[17]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當馬克思此時在思考生産關系概念時，其解讀視域已經深入到了分配關系的層面。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依然從物的維度上把資本理解為積累勞動，而不是從關系的維度上把它理解為生産關系甚至是生産過程的思想前提下，馬克思此時所具有的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與其原來具有的交換關系的理論層面之間，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區别。隻有等到馬克思開始意識到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根源于其生産的社會性質，而不是其交換的社會性質的時候，他才可能從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中生發出新的理論質點。而這在《哲學的貧困》中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重點闡述的是經濟學範疇在整個私有制社會中的形成過程，而不是這些範疇在資本主義階段的變化過程。

到了《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和《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情況有了一定的改變。由于馬克思在這兩個文本中是專論作為資本主義階段的階級鬥争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即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的，因此，他在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内涵的理解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在前一個文本中，馬克思盡管沒有直接提到生産關系概念，但透過其對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對生産關系的理解上的思想進步。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我們知道，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解讀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時，是借鑒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的思路，把它解讀為積累勞動與直接勞動之間的關系的。這種解讀思路明顯地帶有簡單商品流通條件下的交換關系的思路的特點，是僅從物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之本質的結果。而在《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馬克思已經放棄了這種用法，直接把這種關系界定為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18]。這不可能是一種概念上的随意替換，而必然是馬克思在勞資關系問題上已經産生的某種新思想的反映；其次，這種新思想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關系是現有的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一種必然結果，“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着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隻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隻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19]一旦把資本對勞動者的壓榨及其導緻的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分配，視為雇傭勞動和資本關系的必然結果，那就向從生産方式而不是交換方式的角度來理解雇傭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思路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此文本雖發表了1849年4月，但主要内容在1847年12月的一次講演中就已形成）中，馬克思對勞資關系作了更為詳細的闡述。他不僅明确地反對把資本解讀積累起來的勞動，并把這種作法視為隻見“物”而不見“關系”，“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産關系。這是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産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内生産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20]而且，馬克思還把生産關系的思路與生産力發展的思路結合在一起，“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産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産關系，是随着物質生産資料、生産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21]應該說，這是兩個重要的理論質點，隻要馬克思沿着這樣的思路繼續深入下去，就一定會發現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這樣的生産力發展的特定階段，生産資料所有權其實并不表現為勞動者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而是表現為生産資料與勞動者相分離的條件下的資本對活勞動能力的占有權，由此，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也并不表現為勞動者與資本家相互交換其活動成果的關系，而是表現為資本對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剝削關系。當然，這對此時的馬克思來說隻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因為他此時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及其生産關系的理解水平還沒發展到這一步。盡管他已經意識到了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以及資本與活勞動的交換是資本保存并增大其自身的前提[22]，但是，由于此時的馬克思在生産資料所有權這一生産關系的最核心内容上還沒有投入足夠的注意力，以及在資本通過與活勞動相交換而保存并增殖自身的内在機制（剩餘價值理論）上還沒有獲得足夠清晰的思路，因此，我不認為馬克思此時已經脫離了從交換方式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内涵的思路，他至多隻是處在這種脫離的過程之中。

 

                           三

 

馬克思到達倫敦之後，的确加強了對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著作及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研究，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本質及生産關系的深層内涵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究其原因，這恐怕跟當時困擾着英國社會的商業危機之本質的展開過程有很大的關系。19世紀50年代初，困擾英國社會的問題主要是商業危機，而不是以産品市場的蕭條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更不是以制造業的衰退為特征的工業危機。盡管我們可以站在1857年的視角上反觀50年代初的這場商業危機，并把其本質界定為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的危機，但客觀地說，身處在50年代初的馬克思是不容易看到這一點的。這就導緻馬克思在50年代初的“倫敦筆記”中雖然以清晰的邏輯分析，對小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從貨币制度的缺陷的角度來分析商業危機之本質的觀點進行了有效的批判，但略帶遺憾的是，他本人的思路也受到了商業交換思路的限制，從而使他本已産生的資本通過與雇傭勞動的交換不斷地增殖其自身的觀點沒能得到令人滿意的推進。

我們以《關于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摘錄、評注、筆記）》為例來說明這一點。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顯然還沒有想到從生産方式的社會性質的角度來說明英國的商業危機，而仍然停留在試圖從商業交換關系的角度來說明這種商業危機的理論層面上。這首先導緻他無法正确區分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之間的區别。在論證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性時，馬克思說：“資産階級的财富和資産階級全部生産的目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滿足需要。要增加這種交換價值，隻有……增加産品，更多地生産，此外沒有其他辦法。要增加生産，就得提高生産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勞動——一定數量的資本和勞動——的生産力的提高，産品的交換價值就會相應地降低，因而加倍的産量隻有這個産量的一半從前具有的價值……生産力和商品生産的實際增長，是違背資産階級生産的目的而進行的，價值增長在自己的運動中揚棄自己，轉變為産品的增長，這種價值增長所産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機等等的基礎。”[23]粗看起來，此處的論證似乎很嚴謹，但其實不然。讓我們來作個分析：（1）資産階級全部生産的目的是交換價值，這個觀點其實是不準确的，如果商品的生産成本與其交換價值相等同的話，資産階級的全部生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資産階級全部生産的目的應該是剩餘價值；（2）要增加這種交換價值，隻有增加産品，更多地生産。這種觀點顯然是建立在把交換價值不是理解為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理解為可交換的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之基礎上的。隻有把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視為固定的，才可能通過增加可交換的商品總量，來增加交換價值總量。否則的話，應該是通過增加單位商品的内含勞動量，而不一定要通過增加商品總量，來達到增加交換價值總量的目的。當然，如果增加的内含勞動量由相應的增加了的工資來抵消，那麼，通過這種方式來增加的交換價值對于資産階級來說就沒有意義了；（3）要增加生産，就得提高生産力，而随着一定量勞動的生産力的提高，産品的交換價值就會相應地降低。這種觀點顯然又把“交換價值”拉回到了單位商品内含的交換價值的層面上。因為馬克思如果繼續把交換價值理解成可交換的全部商品的交換價值總量，那麼，提高了勞動生産力之後，當然會産出更多的商品，從而也當然會得到更多的交換價值總量。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無法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了。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此處突然又把交換價值理解成了單位商品内含的交換價值量，從而得出了這樣的論證：勞動生産力提高之後，由于單位商品内含的勞動量減少了，因此，它的交換價值也相應地降低了。可問題是：他在此段論述的前半部分是以單位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固定的為理論前提的。我們從此處可以看出，商業交換關系的思路的确仍然對馬克思的思想有較大的影響，即他仍然試圖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論證資本主義商業危機的原因及必然性。這在經濟學概念的運用上則表現為馬克思還無法把“交換價值”推進到“剩餘價值”的層面上。

這種局限性也表現馬克思在這一文本中對價值餘額問題上的闡述上。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已經認識到資本通過與雇傭勞動的交換保存和增大了其自身。這種觀點在當下的這一文本中得到了延續，但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發展。馬克思盡管清晰地談到資本家的利潤不是來自于産品與産品之間的交換，“餘額不是在這種交換中産生的，雖然隻有在交換中才能實現。餘額是這樣産生的：工人從花費了20個工作日的産品中，隻得到值10個等等工作日的産品。”[24]但這種觀點其實隻是對《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已經得出的觀點的重複而已。問題的關鍵是，馬克思雖然已經不把資本與雇傭勞動的交換等同于一般的産品與産品之間的交換，但他對前者仍然是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上來加以理解的。他還不能看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交換關系不是一般性的交換關系，其本質也不是由交換關系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産本身所固有的關系所決定的。這不僅使他在談到資本家的利潤時還說出了這樣的話：“由此可見，他能在商業中得到100鎊之外的10鎊，隻是因為他或另一個工廠主當初在生産中已經創造了這10鎊。這是十分清楚的。”[25]而且也決定了他此時對生産關系内涵的理解仍然無法徹底越出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理論層面。在同時期寫作的《反思》[26]等文本中，馬克思對生産關系的理解水平也是如此，此處就不展開論述了。

我以為，馬克思真正從生産的社會性質而不是交換方式的社會性質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概念之内涵的時間，應該在1857年前後。在1857年11月所寫的《英國的貿易危機》一文中，馬克思實際上對導緻上述思想變化的現實背景作出了說明，“歐洲危機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國，但是在英國，正如我們所預見到的，危機的性質已有所改變。如果說，大不列颠對我們在美國出現的崩潰的反應最初表現為金融恐慌，随之是産品市場普遍蕭條，最後才出現制造業的衰退，如今則最上面是工業危機，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27]應該說，正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工業危機而不是商業危機，才使他從根本上轉變了從交換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的思路，并轉向了從真正的生産過程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的思路。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都有十分清晰的反映。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對生産、分配、交換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作出了詳細和科學的說明。在談到生産和分配的關系時，馬克思說：“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隻是表現為生産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産，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産品、生産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産的結構。”[28]在談到生産和交換的關系時，馬克思說：“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産之中，或者是由生産決定。”[29] 這種嶄新的學術觀點決定了馬克思從此之後一定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從交換關系或分配關系的角度來理解生産關系的内涵了。事實也是如此，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從以下兩個層面對私有制條件下生産關系的内涵及其與交換關系之間的關系作出了深刻的解讀：首先，生産關系是交換關系的發展形态，也就是說，從整個私有制社會的發展史來看，“商品世界通過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範圍，顯示出表現為生産關系的經濟關系。”[30]譬如，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盡管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因而似乎不應該再被看作交換關系了。但馬克思卻不這樣看，他反而認為這是交換關系的最高發展形态，因為這是符合私有制條件下交換關系發展的客觀事實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所進行的交換，完全符合交換規律，不僅符合，而且是交換的最高發展。因為在勞動能力本身還沒有發生交換以前，生産的基礎還不是建立在交換上的，交換隻限于以不交換為基礎的狹小範圍，資産階級生産之前的各階段的情形就是這樣……自由交換的最高階段是勞動能力作為商品，作為價值來同商品，同價值相交換。”[31]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這樣的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經不再僅僅從交換關系的層面來理解交換關系的内涵，更不用說從交換關系的層面去理解生産關系的内涵了。而是相反，他已經從生産過程的社會性質即生産關系的層面，去理解交換關系的性質了。正是因為在馬克思的視域中，交換關系不再是一種籠統的或者說自為存在的關系，而是被生産關系所決定的一種社會關系，所以，盡管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系，但它仍然符合交換關系的發展規律，因為私有制條件下交換關系的發展規律恰恰是由生産關系的發展規律所決定的，而私有制的生産關系最終發展到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的關系恰恰是一種曆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在解讀生産關系概念的内涵時引進了生産力發展的線索，“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産，不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産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質生産的全面革命和發展為前提。”[32]這種思路在以前是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在此文本的第三章即“資本章”的第一篇“資本的生産過程”中，馬克思在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特殊規定性“隻有随着特殊的物質生産方式的發展和在工業生産力的特殊發展階段上，才成為真實的”[33]之後，還特意寫下了如下的文字：“一般來說，這一點在以後談到[勞動和資本的]這種關系時應該特别加以闡述，因為這一點在這裡已經包含在關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換價值、流通、貨币這些抽象規定時，這一點還更多地屬于我們的主觀反思。”[34]我以為，正是這種内含着生産力發展線索的生産關系，才是一定的、具體的、曆史的生産關系，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曆史唯物主義的生産關系。這是馬克思1857年前後在生産關系概念的解讀上得出的新的思想。隻有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在曆史觀的解讀上為什麼會從對異化的交換關系的批判，轉向對生産力生産關系矛盾運動的科學把握，這是因為脫離了生産力發展的線索來談論包括交換關系在内的社會關系的異化特性及其解放路徑，必然會走向抽象的理論層面。應該說，看清這一點，對于我們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準确地解讀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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