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态的魔力與主體的祛魅
哲學視域中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和《霧月十八日》

内容提要：《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兩個文本中，馬克思打破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單向模式，詳細分析了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反作用，進一步完善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無産階級并不像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預言的那樣，徹底擺脫了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的束縛，成為共産主義革命的真正代言人，相反，他們卻陷入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金錢拜物教的漩渦之中。但馬克思認為，這種束縛是暫時的，随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工人必然會沖破意識形态和拜物教的牢籠，上升為自為的革命階級。我認為，與《德意志意識形态》相比，這兩個文本無疑在主體向度上深化了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

 

關鍵詞：《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意識形态 經濟危機  國家  市民社會

 

 

在國内學術界，馬克思在1849-1852年間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以下簡稱為《法蘭西階級鬥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下簡稱為《霧月十八日》）往往被當作政治學著作予以研究，而它們的哲學意義卻有意無意地被遮蔽了。我以為，這兩個文本不僅是馬克思非常重要的政治學著作，而且還是非常重要的哲學著作。在此，筆者就以無産階級與意識形态之間的内在關系為突破口，詳細剖析這兩個文本在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曆史作用。

 

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全面監控：意識形态理論深化的突破口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對意識形态問題的分析是建立在“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工之上的，正是由于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才使得一部分人從物質生産領域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思想的生産，從而成為意識形态的制造者。但工人階級在社會中隻是作為體力勞動者出現的，這就注定了意識的生産者不可能是無産階級，而隻能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統治階級必然會把自身的利益放大為全人類的利益，把自身的意識形态宣布為整個社會的、其他階級的意識形态，“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①]而要想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借助于國家，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根本形式。

然而，在一個階級霸權為主導的社會中，國家的社會權力必然被牢牢地掌控在統治階級手中，被掏空為一種專政的工具，成為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因此，以這種國家形式被無限放大為普遍利益的意識形态必然是統治階級自身的一種理論虛構，是一種虛假的普遍性。也正是立足于此，馬克思把意識形态稱之為“虛假的觀念體系”，是對現實的一種幻想和錯誤的認識。埃蒂安·巴利巴爾認為，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态》中的意識形态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和權力建構的政治理論。[②]我認為，這一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對“意識形态”的分析顯然是從國家（而非市民社會）介入的：意識形态就是統治階級的專利，是國家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從這種邏輯出發，馬克思認為，作為被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必然一開始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同資産階級的利益界劃開來，實現與政治國家和統治階級意識形态的徹底決裂，産生出徹底革命的共産主義意識，成為未來社會的主體。從這裡來看，馬克思顯然高估了無産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将其看作為天生的革命者。他還沒有從日常生活層面來認識工人，沒有看到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以及資本主義生産所導緻的觀念拜物教（日常意識形式）對工人的束縛作用，也沒有看到無産階級自身的拜物教化問題，更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工人沖破國家意識形态和觀念拜物教束縛的方式。

我以為，馬克思之所以會形成這種不成熟的觀點，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還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缺乏一種全面的認識。截止到《德意志意識形态》，馬克思始終都是從市民社會單向度地決定國家入手的，國家究竟對市民社會産生什麼作用，似乎并沒有引起馬克思的注意。然而，1848年前後法國革命的現實卻給馬克思一個極大的觸動，促使馬克思認識到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反作用，這為他深化對無産階級與意識形态的關系分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突破口。

在《霧月十八日》中，通過對法國鬥争的分析，馬克思清楚地看到，國家不僅可以獨立于市民社會，而且還可以淩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監控、影響着市民社會的一切。他指出，統治階級的利益始終是與國家機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為了加強自身的統治，必然會全面利用國家機器的威懾，“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實現對市民社會的全面操控，把原本屬于“社會成員的自主行動”變為“政府活動的對象”，“在法國這樣的國家裡，行政權支配着由50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也就是經常和絕對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這裡，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着市民社會——從它那些最廣大的生活表現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動止，從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個人的私生活止”[③]。這促使馬克思意識到，資産階級必然會利用國家機器來強化意識形态的控制，不斷向工人階級灌輸資産階級意識形态，來麻痹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如馬克思所說：“關于這種觀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賴關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統治階級自然會千方百計地來加強、扶植和灌輸。”[④]而工人在成為自為階級之前，根本無法識别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真實本質，實現與資本産階級的徹底決裂，反而會無批判地把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當作“真理”接受下來，“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⑤]，從而對工人的革命鬥志産生消極的侵蝕作用，陷入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牢籠之中。

馬克思對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辯證剖析，為他重新審視無産階級與意識形态的辯證關系開辟了理論空間，實現了對無産階級認識的去神話過程，深化了曆史唯物主義的主體向度。

 

意識形态與拜物教的魔力：無産階級的迷茫與失落

 

在《法蘭西階級鬥争》和《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明确指出，無産階級根本沒有認清資産階級的猙獰本質，與他們實現徹底的決裂，相反，而是對他們心存幻想，盲目輕信資産階級共和國意識形态的謊言，放棄自身的階級立場。

這主要體現在二月革命到六月起義這段時間内。由于代表金融資産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極端反動的政策，反對任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劇了對無産階級和農民的盤剝，再加上經濟危機和農業歉收，直接導緻二月革命的爆發。這一革命最直接後果就是推翻了金融資産階級的統治，成立了資産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在革命完成以後，資産階級為了消散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在意識形态的宣傳上也由原來的“革命”變成了“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然而，工人階級并沒有識破資産階級這種意識形态的謊言，竟天真地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态，于是，在他們的眼中，“一切保皇黨人都變成了共和黨人，巴黎所有百萬富翁都變成了工人。與這種在想象中消滅階級關系相适應的詞句，就是博愛——人人都骨肉相連、情同手足。這樣和氣地抛開階級矛盾，這樣溫柔地調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這樣想入非非地超越階級鬥争，一句話，博愛……巴黎無産階級就沉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博愛氣氛中了。”[⑥]在革命中他們并沒有抛掉一切陳舊肮髒的東西，并沒有在革命中形成徹底的革命意識，而是沉浸在資産階級的糖衣炮彈之中，忘卻了自己的曆史使命，力圖把本階級革命目标的實現寄托在資産階級身上，他們幼稚地以為能夠“在資産階級旁邊實現自己的利益”，“能在資産階級身旁謀求自身解放，同樣，他們也認為能夠與其他資産階級國家并肩實現法國國内的無産階級革命”[⑦]。這就意味着，隻要資産階級還沒有放棄這種意識形态，無産階級就不會主動地将革命進行到底，用實際行動推翻資産階級的統治，而隻會“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産階級共和國的範圍”。這種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盲目寵信使無産階級在日後的鬥争中處于相當被動的地位，這為資産階級竊取二月革命的果實提供了時間。當他們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之後，就撕碎了那種和諧博愛的面孔，露出了猙獰邪惡的本質，将槍口對準了無産階級，誓要把工人從臨時政府中清除出去。在這種情況下，無産階級才真正看清資産階級的本質，然而，他們卻喪失了革命的主動性，完全陷入到被動挨打的境地，他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不是餓死，就是鬥争。于是，1848年6月22日，“巴黎無産階級在資産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這種起義既不是無産階級自己公開、主動要求“用武力推翻資産階級，也不是無産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⑧]，而是在資産階級的逼迫下被動應戰，單是這一點就已注定無産階級要失敗的。

其次，馬克思看到，工人不僅會受到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的蒙蔽，而且還會陷入現代經濟社會滋生的金錢拜物教之中，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放棄本階級的長遠目标。馬克思指出，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中，無産階級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階級意識，除了受到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的蒙蔽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無産階級陷入到現代經濟社會的金錢拜物教之中。馬克思指出：“我們還不應當忘記，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業繁榮的年頭，所以當時巴黎的無産階級有充分就業的機會。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選舉法根本剝奪了無産階級參政的權利，甚至斷絕了他們接近戰場的機會。這個法律使工人回複到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處的賤民地位。面對着這樣的事變，他們卻讓民主派來駕馭自己，為了一時的安逸而忘記了自己階級的革命利益，他們放棄了作為緻勝力量的光榮，屈服于自己的命運，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敗使他們長期喪失了戰鬥能力，最近的曆史進程又要撇開他們而向前發展。”[⑨]同樣，恩格斯在《去年十二月法國無産者相對消極的真正原因》中也明确地指出：“最後，還存在工商業非常繁榮這個事實，它本身就足以向拿破侖保證，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會保持中立。而英國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夠保證工人們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較高的勞動報酬，那就不會發生騷動，更不要說革命了。”[⑩]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隻要工人能夠獲得足夠的就業，能夠得到一定的報酬，他們就情願為了一點可憐巴巴的工資而放棄自己的革命利益，工商業越是繁榮，工人階級越是如此，“商業和工業的繁榮，阻礙了無産階級進行任何革命的嘗試。”[11]這樣一種心理恰恰成為路易·波拿巴政府侵蝕工人革命意志的手段，他一方面“用黃金夢來排除巴黎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用可望中頭彩的誘人幻景來驅除作為教義的勞動權”[12]；然而，巴黎的工人們卻沒有認出這種金條夢的實質，而是一股腦的投入到這種金錢的遊戲之中。這種金錢拜物教對工人階級産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它嚴重侵蝕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志，使工人階級為了單純的金錢利益，忘記了自身的革命目标，最終放棄了武裝推翻資産階級統治的革命策略。“無産階級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條的實驗，醉心于成立交換銀行和工人團體，換句話說，醉心于這樣一種運動，即不去利用舊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強大手段來推翻舊世界，卻企圖躲在社會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條件的範圍内實現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敗的。”[13]

再次，馬克思看到，法國農民不僅深受傳統意識形态的束縛，而且還深受現代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拜物教觀念的束縛。馬克思指出：“曆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侖的人将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于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隻是因為他……取名為拿破侖。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于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觀念實現了，因為這個觀念是和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固定觀念一緻的。”[14]由此來看，傳統的“拿破侖觀念”“像夢魇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而路易·波拿巴就是利用這種傳統意識形态，最終赢得了國家大選。這也表明，農民一開始也像工人一樣沒有能力鑒别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虛假性，陷入到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的圈套和虛假承諾之中。另一方面，農民也會形成現代日常意識，陷入到貨币拜物教的漩渦之中，比如，農民為了減少自己的貨币支出，就主動地放棄反抗，輕信波拿巴廢除葡萄酒稅的虛假承諾，甘願接受波拿巴的愚弄，最終越來越深地陷入到貨币拜物教的旋渦之中，淪為一個不可挽救的可憐蟲。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第一，資産階級國家意識形态主要指的是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由統治階級或思想家建構出來的“純粹的理論”和“虛假的觀念體系”。恩格斯準确地指出了這一點：“意識形态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态的過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因為這是思維過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從純粹的思維中——不是從他自己的思維中，就是從他的先輩的思維中引出的。”[15]與此不同，拜物教并不是國家權力建構的結果，而是個體在資産階級社會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客觀思維形式，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自身滋生的客觀産物。第二，雖然這二者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在總體上卻是互為一體的，雖然馬克思在後期文本中很少使用“意識形态”概念，但這并不意味着馬克思已經放棄了意識形态批判理論：拜物教批判理論決不是對意識形态批判理論的單純代替，相反，而是對後者的延伸和深化，它們共同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當巴利巴爾認為馬克思後期已經用拜物教批判理論“取代”了意識形态批判理論時[16]，顯然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第三，這也證明，現代資産階級社會決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過程，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國家意識形态、日常意識形式相互作用的過程，如果隻是直觀地面對日常生活，隻站在生活世界的外在層面，不僅不能透視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質，相反，還會陷入到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态和日常拜物教的枷鎖之中。第四，工人和農民一開始并不是作為自為階級中的一員存在的，而是作為普通人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他們也與其他人一樣會受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金錢拜物教觀念的束縛。這與《德意志意識形态》相比，無疑在主體向度上深化了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

 

經濟危機：沖破意識形态與拜物教束縛的可能性機制

 

那麼，接下來一個問題就非常明顯了：既然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拜物教會侵蝕工人的革命意志，因此，如何擺脫意識形态和拜物教觀念的束縛，由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就成為此時馬克思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在《法蘭西階級鬥争》和《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這一問題作了一點積極的嘗試。

馬克思認識到，在工商業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工人會為了眼前利益，陷入到拜物教和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牢籠之中，忘記自己的革命目标。于是，馬克思自然會認為，隻有在爆發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從眼前的拜物教中蘇醒過來，找回已經喪失的本性，爆發出革命的熱情。“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産力正以在整個資産階級關系範圍内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隻有在現代生産力和資産階級生産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隻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17]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完全制定了危機和革命之間的直接依賴關系，把革命的成熟時機奠定在經濟危機之上。

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觀點呢？首先必須承認，這是馬克思利用曆史唯物主義原理來解釋資本主義滅亡的一種積極的嘗試。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内在矛盾是一切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經濟危機就是資産階級社會内在矛盾的外在體現，因此，當馬克思把革命建立在危機之上時，實際上是試圖證明隻有把革命奠基在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之上才是可行的，換言之，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現實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的全面展開，革命本身是不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對革命時機的一個基本判斷，這一點是必須要予以肯定的。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此時馬克思的觀點還存在諸多不成熟的地方。首先，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是工人擺脫意識形态和拜物教觀念束縛的根本機制。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科學的，因為一旦商業危機過去，資産階級的經濟出現複蘇，工人又必然會再次陷入到拜物教觀念之中，因此，僅僅停留在工商業危機的外在層面，馬克思是無法為工人找到一條徹底擺脫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拜物教束縛的科學之路的。要想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深入到工人與資本家的内在矛盾之中，從資産階級社會的再生産層面來探究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拜物教之間的關系，而這恰恰是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完成的。在那裡，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的剖析，提出了三種相互聯系的機制：資本主義的奴役性實踐、工人自身經驗的累積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發展，必然會迫使工人起來反抗資本主義拜物教的物質形态和觀念形态，沖破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束縛，由自在的階級上升到自為的階級。也隻是到了這時，馬克思才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解答。[18]

其次，從危機理論來看，此時馬克思顯然還是不科學的。他過高估計了危機的破壞力，把危機當作資産階級社會“病理性”根本标志，沒有認清危機的内在本質；同時，他将革命建立在危機之上，直接确立革命與危機之間的依賴關系，顯然對革命形勢的判斷過于樂觀了。直到後面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才真正制定了自己的危機理論。在那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隻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生理周期性”表現，它本身還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滅亡的必然性，隻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再生産危機才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内在不可克服的界限，因此，隻有立足于再生産理論才能真正地證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曆史性、暫時性，沒有科學的再生産理論，就不會有科學的危機理論。這也就意味着，要想制定科學的危機理論，就必須要把理論的支點推進到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産層面，而這恰恰是馬克思後面要着手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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