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民主與其他形式特别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之間的關系，既存在原則性的區别，也有一些共同點。從規範的要求上說，社會主義民主應該讓廣大人民享有更廣泛的民主參政議政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原則包括：選民必須能夠自由地、實質性地參與選擇，作出決定。一般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應該由黨員和民衆或其代表從複數候選人中選舉産生。提名候選人和選舉的過程必須公開、公正、透明，進行廣泛的政策辯論，候選人的政見和相關信息充分向公衆公開。發展慎議協商民主，以公共理性為标準，通過廣泛的協商由黨内民主推動全民民主，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慎議民主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其經濟和社會發展超出了不知多少人的預言和想象。社會生活的高度多樣化、個人權利意識的提升，民衆自主觀念的發展，都在召喚着一個并不新鮮和時髦的政治觀念——民主。但是，我們在民主政治的理論建設、制度創新和踐行上卻沒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一些人往往簡單重複經典理論家的一些詞句，全然不顧飛速發展的實踐本身所提出的新問題、新任務、新挑戰、新選擇。
中國需要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這一點在原則上已經沒有什麼人提出異議。除了少數極端保守派和專制主義者還會公開地抨擊民主，絕大多數國人都不會主張中國需要回到閉關鎖國的、落後的專制時代。研究和實踐民主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民主是個好東西”，成了家喻戶曉的生動表述。然而，一當讨論到具體的理論和制度建設問題，分歧立即就顯露出來，這尤其表現在如何界定或規定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原則和内涵，闡述其理論依據和制度屬性等方面。我國理論界圍繞這一問題的讨論由來已久，每當經濟社會發展到達一個新階段、出現新情況時，相關的讨論和争論就特别活躍和激烈。中國共産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集中讨論通過了一個關于發展黨内民主的決議，這也說明執政黨本身的民主是一項必須面對和認真實踐的重大的、緊迫的政治任務。這裡主要讨論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與其他形式民主的複雜關系，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原則，以及促進慎議民主，由黨内民主推動全民民主的基本理論問題。
社會主義民主與其他形式民主之關系
顧名思義，社會主義民主當然是指社會主義體制前提下的民主政治。這裡，“社會主義”這個限定語的含義自然标明了它不等同于其他體制下的民主政治，包括資本主義的民主。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也有過明确的論述，這裡不必一一引述。
社會主義民主為什麼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呢？其主要根據是社會的經濟條件不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資料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制，其經濟形式是自由競争為主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主要承擔主體是統治的階級和階層，即所謂資産階級(但也不能說隻是資産階級)。而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生産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社會主義民主的承擔主體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成初期是工人階級，在比較成熟期則随着階級和階級鬥争不占主導地位而進入全民民主政治，也就是社會各階層、各個方面通過自己的政治代表去發展全面的民主政治，同時也依據人民主權原則直接參與相當一些政治事務的管理。這些基本原則主要是從應然角度通過純粹或典型的形态對兩種制度下民主政治的理論表述，還不能說完全是從實然意義上對制度實踐進行的描述和概括，因為實際情形要比此複雜得多。
現實社會形态的發展，尤其是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使得我們在論述兩種民主政治時不得不面對現實的複雜性，至少不能停留在純粹應然規範理論的層面。首先，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雖然以統治的資産階級為主體，但随着多黨競争制度的廣泛開展，加上政黨本身階級成分的複雜化，其民主政治所代表的階級和階層也并非清一色地隻有資産階級。而且，在中産階級占社會多數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民主政治的主體也逐漸轉向中産階級。這些中産階級與階級分野明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階級鬥争激烈的古典時期的資産者有聯系，但也有區别。以今天的英國為例，其中産階級既包括上層貴族、土地、房産和大中企業的所有者、持股人(當然大資産者不屬此列)，也包括以擁有知識和專業技能維生的大學教授、專職律師、政府公務員和各類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還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小企業主、藍領工人和自由職業者，等等。加上企業股份社會化導緻的産權普遍化的情況，中産階級構成了今天社會的大多數，而大資産者和無産階級均屬于少數，即所謂兩頭小、中間大的階級分布狀況。雖然社會調查結果表明，自稱為中産階級的人們所擁有的财富和社會地位差别較大，他們的政治傾向和選擇也有相當的差異，但是，他們通過資本主義競争式民主所表達的政治理念和選擇，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政府官員的構成、更替及其政策取向上。而輪流執政的保守黨和工黨的階級成分也相當複雜，很難絕對地說工黨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保守黨是代表大資産階級和土地貴族的政黨，而隻能說，兩者均以中産階級為主體，但也包含其他階級成分，大概保守黨當中大資産者和土地貴族的勢力比較強大，而工黨當中的中下階層代表則多一些。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因此，今天的資本主義民主與傳統所說的資産階級民主雖有聯系，但已不完全是一回事，而表現出相當複雜的方面。
其次，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經曆了發展的過程，其競争的手段、方式和形式也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比如公民獲得投票權的範圍不斷擴大，從最初的财産限制把無産者、少數民族成員和婦女排除在選舉權之外，到今天擴大了的普選權涵蓋一切成年公民。當然，不同階層在政治參與度上仍然存在較大差别，下層人民的投票意願和參政意識仍然相對較低，但是，其發展趨勢也是處于不斷加強的過程中。而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也使得傳統的弱勢群體陸續出現政治活躍分子，比如美國民主黨中的黑人總統候選人日益活躍，最終于2008年11月選出了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他的父親是非洲留美學生，母親是白人，而他本人則認同于黑人社會，娶黑人婦女為妻，從芝加哥基層通過競選而擔任參議員。奧巴馬之所以擊敗了共和黨的資深參議員麥凱恩而當選，在相當程度上是獲得了中下層選民，包括年輕的少數民族和婦女選民的支持。今日民主參政的手段也日益多樣，競争程度日趨激烈，不再是傳統的少數上層政治世家和貴族壟斷的事業。比如利用各種宣傳手段包括因特網宣傳候選人的政見和政績，在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的競争中，也常常出現所謂的尋常百姓打敗政治大鳄的情況，讓人們大感意外。當然，從總體比例上說，一些傳統上占據政治優勢的家族、階層的代表在競選中仍然成功機會較大。
第三，法治、言論自由、多黨政治競争的發展使得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方式、程序和内容也不斷擴大和發展，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曆史演變形成的現狀是，當今世界上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的發展在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世界積累了相當的經驗，盡管問題和缺陷仍然很多。其民主政治除了帶有階層代表多樣化的特點以外，也受到法治本身的制約。當選的政治人物不能違背法治的原則和制度約束而為所欲為。當然，在所謂多樣化的階級代表性中，大資産者、管理階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所發生的影響力仍然較大，遠高于其人口比例。例如，大的軍火商、銀行家、企業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仍然相當大。但是，在形式上普選的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以及言論自由和法治的約束，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他們操縱一切，随心所欲地幹預政治。
當今世界西方發達國家的主要政治體制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其中除了多黨競争的一般民主形式以外，也出現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民主形式，比如，德國和北歐一些國家實施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一些福利國家的民主政治形式。這些都屬于廣義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在實踐中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
再來看社會主義的民主。就實際的發展狀況來看，社會主義制度是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建成的，這些國家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較長久，甚至也比較發達，因而在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内需要完成清除封建專制殘餘的任務。加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列甯短暫地領導執政黨建立新政權之後，在此後較長時期内由斯大林個人高度專權的統治，形成的家長制作風嚴重地妨礙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身的形成和發展。這種狀況影響了相當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發展，其中也包括中國。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積累的民主政治經驗和民主治理的制度基礎反而顯得比較薄弱。
社會主義國家在一段時期内實施的極左政治路線和政策導向妨礙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這是一個嚴酷的曆史教訓。在二戰以後、斯大林逝世以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内，蘇聯和東歐國家具有改革傾向的領導人，都曾經提出過發展并實踐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問題，并且進行過改革的嘗試。但是，即使在這些所謂“解凍”和“改革”的時期，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在實際的主導型政治統治中，甚至連黨内的民主都沒有充分實施。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政治決策、動員和治理，而計劃經濟又把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的決定權過多地交給政府官員之手，反而妨礙了社會基層民主決策和治理的發展，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社會主義體制下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并積累經驗。
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1980年代末期先後發生了自下而上的急劇政治變革，政權易幟，執政黨大換班。各種政治勢力群雄逐鹿，傳統受壓制的政治勢力通過競選上台執政。蘇聯也在此大動蕩中瓦解，分化成若幹個獨立國家，剩下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也發生了政治變革。今天從俄羅斯到東歐國家的執政者情況比較複雜，有此前被壓制或專政的知識分子和運動領袖，也有以前執政者隊伍中的活躍分子，當然政黨的名稱和組成已經與過去的執政黨差别很大。各種政治勢力重新洗牌、大分化、大改組，通過競争性選舉而取得執政權，以至輪流執政，就成了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當前的政治的常态，與變革前的狀況相當地不同。而這些國家發生政治巨變的原因相當複雜，但其中相當突出的一條是執政黨本身長期維護自身的特權，沒有在黨内實施比較健全的民主制度，也沒有讓廣大人民參與社會的民主決策，長期積累的不滿最終以急劇政治變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早在前蘇聯東歐實施較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之前，中國的執政黨于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全會，實現了曆史性的轉折。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領導集體實施改革開放的新政，使中國社會的經濟形态擺脫了斯大林主義的模式，走向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特點是首先在經濟上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發展，尤其是允許私營和外資經濟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告别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為社會各方面的經濟自由發展培育了土壤，讓各階層民衆得以在經濟上通過參與市場競争來鍛煉其自我選擇和決策的能力，這就為政治上的民主政治發展提供了社會經濟的基礎。而實際的政治發展則出現過曲折，但基本上擺脫了改革開放前極左政治形态，也結束了權力高度集中于最高層的統治方式。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當然，黨内和黨外的民主仍然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從前面簡略的讨論可以作出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關系的如下簡要概括：從應然的層面來看，社會主義民主應該比資本主義民主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和群衆基礎，但從實際的發展狀況來看，由于各種曆史原因和執政者未能重視發展黨内外的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民主政治還存在相當多需要改革之處，從而提出了在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任務，提高對此項任務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狀況可謂前無古人。傳統的、典型的社會主義體制特征屬性已經無法概括今天的中國。首先是經濟所有制形式的高度多樣化使得社會階層高度複雜，中産階級不斷壯大，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自從鄧小平宣布結束以階級鬥争為綱、執政黨的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傳統的階級鬥争和專政模式也無法概括今天中國的狀況。無産階級在縮小(盡管沒有消滅)。在一部分國有制企業和事業單位以外，出現了大量私營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甚至執政黨本身的階級或社會階層的構成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大批中産階級分子、甚至是大企業主加入執政黨，黨的社會階級構成不再以無産階級為主體，而是代表了社會的各個階層，而這些階層的公民幾乎都擁有自己的财産（當然其數量差别很大）。這與經典理論家們在過去一百多年裡設想的社會主義執政黨的階級構成和社會基礎差别相當大。如此多樣化的社會經濟基礎需要政治體制相應進行改革，以适應并促進而不是阻礙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改革自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現有的執政黨就責無旁貸地需要先加強民主改革。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執政黨于2009年9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就發展黨内民主、并以黨内民主來促進全民民主作出了專門的決定，這個題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黨内民主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是黨的力量保證。必須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以加強黨内基層民主建設為基礎，切實推進黨内民主，廣泛凝聚全黨意願和主張，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堅持以黨内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黨的堅強團結保證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1]
這一段論述明确指出黨内民主的意義所在，它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的基礎仍然是黨内的民主，否則就與個人或少數人專斷沒有什麼區别了。而發展黨内民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同時堅持以黨内民主帶動人民民主。
其實，當中國在30年前提出重大的政策改變，轉向改革開放之時，執政者就一直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但是，30年來，經濟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相當大，相比之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就顯得薄弱。關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要性，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之初，就作出了相當多的論述。他不是抽象地提出民主概念和原則，而是十分強調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的重要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和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緻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顔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2](p333)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是1980年說的，今天仍然很具有啟發意義。他甚至把制度比較置于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大環境下，指出在民主制度建設的英美等西方國家不會出現斯大林那樣的嚴重政治錯誤。鄧小平在認真總結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标：“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别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這也就是民主與法治相結合的政治目标。[2](p322)他強調“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适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于領導，黨政需要分開，這個問題要提上議事日程。”“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衆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内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内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他認為此事不能拖，“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3](pp176-179)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全面攻堅的時期，中國實際上的經濟總量和規模以及在世界上經濟中的影響力，雖然仍然不算太高，但與30年前相比，則無疑增大了許多。這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驚人的改變，人們要求更積極地管理自身事務、參與公共決策，選擇稱職的政府官員，民主改革的願望和需要就顯得更加緊迫和必要。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經濟發展雖然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政治性和結構性的問題。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政府官員腐敗嚴重，貪污受賄，徇私舞弊，***結，一些公司承辦的公共工程中價高質劣，糟***人的錢财。尤其是在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的選擇過程中，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人唯親，提拔起來擔任重要領導職位的人既無德，又無才，平庸無能，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為人民辦事，造成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正因為如此，中共四中全會決定才強調“堅持民主、公開、競争、擇優，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滿活力的選人用人機制，促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是培養造就高素質幹部隊伍的關鍵。必須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全面貫徹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堅持五湖四海，拓寬視野選拔幹部，廣辟途徑培養幹部，滿腔熱情愛護幹部，嚴格要求管理幹部，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1]從根本上說，用人制度上的腐敗是選拔制度不民主造成的，少數人壟斷組織大權，以黑箱作業進行幹部任命。這種組織弊端正需要建立黨内外的民主選拔幹部的機制才能予以克服。
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
可以說，我們在民主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着諸多薄弱環節，離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和各級地方政權的權力還有相當的距離。也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花大力氣進行民主的制度建設。這裡有必要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以此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民主與其他形式特别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之間存在一定的區别，但也存在一點共同的東西。它不能脫離人類政治文明的大道而完全另搞一套，否則就很難将其歸入民主政治的範疇。這就是個性與共性的辯證統一。把兩者相等同顯然是片面的，但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隻講原則區别，而不承認共性和相互借鑒的意義和必要性，也同樣是片面的。因此，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批判地繼承曆史上各種民主政治的積極成果，而且需要與當今世界的主要民主政治——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進行交流和對話，相互借鑒，其中包括了解并借鑒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政治發展中的貢獻和正反兩面經驗。
就本來意義而言，民主是指多數人的統治，或叫人民的統治，即一個社會的最終政治決定權不依賴于個别人或少數人，而是特定人群或人民全體中的多數。就形式而言，民主分為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前者是指多數直接參與政治決定的制度，後者則是公民通過自己的代表進行決策的制度。無論是何種形式，民主的實質是讓多數人參與政治決定，進行選擇。有選擇，就有意見的多樣性，就需要進行自由的交換和讨論。如果在政治決定之前總是千人一腔，民主本身也就根本建立不起來。因為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在所有政治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意見高度一緻。美國的開國思想家們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指出盡量擴大不同意見的範圍，使之得到充分表達，才能作出正确的政治決定。正如胡克指出的：“一個民主的社會是政府依靠被統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一種社會。”[4](285) 這裡雖然是一個簡單的定義，卻需要經驗的驗證。所謂被統治者自由表達的同意，即意味着不采用直接或間接的強制來影響被統治者表明他們的批準或不批準。一個依靠被統治者自由表示同意的政府，是在事實上遵從這種批準或不批準的表示的政府。當人們以選票表示了不批準之後，政府就必須更疊，負責官員就要更換。當然，從經驗上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是完全達到這一要求的，因而完美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對民主與專制制度作出原則性的區别。
民主具有一些經驗上可檢驗的特征。尤其是在20世紀世界政治發展過程中，人們通常認為民主至少具有三大經驗特征：一、定期舉行公共權力機構負責人的選舉，其結果可實質性（而不是表面上）改變政策及其制訂者；二、采用普選方式，即公民一人一票進行的直接選舉；三、保障對選舉過程具有實質意義的公民自由權利。這三者缺一不可。為了防止少數人的權利有可能在濫用的多數選票中遭受侵犯，憲政主義的曆史發展提出了保護少數人權利的問題，憲法和法律必須防止一個社會以多數人的名義随意幹涉和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在像個人信仰、言論自由和選擇生活方式等方面，真正的民主制度設定了不予多數決定的界限。
鑒于這些普遍的民主特性，我們這裡可以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
一、選民必須能夠自由地、實質性地參與選擇，作出決定。無論是黨内選舉還是全民的政治選舉，投票人都需要在不受壓制、幹擾的前提下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選擇，包括對于候選人及其政見和政策主張表示支持、反對或者棄權。沒有這樣的基本選擇權，隻有投票的形式而無實質性的選擇，那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因為主要的政治決定已經在事先由少數人作出，投票變成了一種過堂的形式。對于整個政治決定的過程缺少選民及其代表通過選票進行的實質性表達，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就成了一句空話，從而無法實質性地影響或改變政策制定和實施。
正因為如此，一般情況下，無論是黨内還是黨外，單個職位都應該是複數候選人。如果各級黨内和政府負責人的候選人隻是一人，讓選民包括黨員參與選擇就是不現實的。雖然有另選他人的制度規定，但由于被另選的人事先沒有參與公開競争的一系列活動，這些人所得的選票相當零散，不具備政策選擇上的競争性和挑戰性。過去，我們的黨内外選舉往往在正式選舉之前先進行所謂的預投票，這種預投票具有一定的競争性，但由于其公開性和程序上并不夠嚴格，因而往往成了了解選民意願的一種手段。按照目前通常的民主政治的做法，黨内候選人的提名和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的提名，一般是自下而上競選産生的，投票過程都是公開的。開始可能候選人較多，但在競選的過程當中，一輪乃至幾輪投票以後，候選人相對集中，再進行以各政黨候選人為主的公開競争。這個問題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中之所以尤其重要，乃是因為黨内外許多官員的産生，沒有經過如此公開競選的過程，因而黨員和選民往往不能實質性地參與官員乃至政策的選擇過程。因此，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實現各級黨内和政府内主要負責人直到最高領導人複數候選人的公開競選，最終由黨員和人民實質性地參與政治和政策決定。目前中共中央委員的選舉，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常委的選舉，其差額的比例均不到20%，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方面，我國政治實踐的經驗教訓相當深刻。以文化大革命為例，這是最高領導人及其周圍的少數政治人物作出的錯誤決定，但在當時，中央委員會和常委會都曾經通過了同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整個決定的過程是少數人以個人的權威甚至是強制力量為基礎，事先未經黨内自由選擇的投票，先把劉少奇等大批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然後在他們失去人身自由包括表達自由的前提下強行通過政治決定，投票成了擺設。連這些黨内的高官都沒有權利公開為自己申辯，或者用憲法來捍衛自己的基本民主權利。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十年對于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其結束主要不是靠黨内公開民主投票，而是其發動者個人自然生命的結束，由具有不同政策導向的新領導人在黨内各級官員及民衆的輿論支持下進行政策改變，實施改革開放的新政。
二、正由于選民需要有實質性的自由選擇，民主制度的過程就必須是公開、公正、透明的，能夠就政治和政策進行公開的辯論，讓廣大選民自由參與。既然民主不隻是形式上的投票，而是讓民衆參與政策的制定，監督政府行為，那就要保證民主制度過程的公開性和公正性。比如要求候選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當選以後的政治行動計劃，對選民的承諾，同時也要公布其個人在參與政治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已經取得的政績，甚至還包括其個人的某些相關狀況，比如财産、配偶的情況，因為候選人是公共政治人物，其相關狀況的公布有助于選民作出選擇和實施監督，更重要的是獲得選民的信任。
廣大選民擁有知情權，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黑箱作業的最大弊端是少數人從中謀私，背離多數人的意願。為此，就必須建立和完善各種信息公開的制度，以便選民在信息充分表達和流通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選擇。目前我國黨内外候選人隻公布簡要的經曆，卻沒有個人公開的政策發布會、表達會或辯論會。其結果是讓選民的選擇相當盲目。目前基層選民可以直接選舉的隻是區一級的人民代表，即便如此，許多選民對于本區的候選人相當陌生，既無公開見面會，電視表達會，更無不同候選人之間的公開辯論。他們當選以後，與選民的聯系也不密切，許多選民不知道本區的代表是誰，也不知道出現公共管理上的問題時應該找誰來代表自己，為自己争取正當權益。而在相當一些政府機關和單位，領導幹部任命前的民意測驗基本上由少數組織部門人員秘密進行，沒有公開的驗票、唱票程序，因而少數辦事人員出于上級領導個人意志、與候選人的親疏關系、甚至個人偏好等多種原因，不客觀公正地表達參與測驗民衆的意願，甚至擅自改變測驗的結果和統計數字，都是可能的。這就大大影響民意測驗的真正代表性、真實性和客觀性。人們常說，組織上的腐敗是危害性最大的腐敗，說的就是不公開公正透明的官員任命程序有可能導緻的惡果。這也更說明選舉過程信息公開的重要性。
三、發展慎議民主，由黨内民主推動全民民主。當今世界民主實踐，比較成熟的是通過競選赢得多數選票、從而決定誰來當政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的競争性和對抗性較強，往往是得票剛過半數的人當選，因而雖然反映了多數人的政治選擇，但少數人的意志容易在對抗的競争中被忽視。這是近年慎議(“商談”)民主理論一再被提出、讨論并嘗試實踐的重要原因。迄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是完美無缺的，民主制度也需要不斷地發揚其長處，同時了解其弱點，予以克服。慎議民主被認為是直接民主的一種變體。在純粹的直接民主概念中，并不存在判斷決策過程的評價或鑒定标準。而慎議民主卻以“公共理性”為标準，即訴諸公衆的普遍理性，突出政治倫理和決策的合理性和公共性，通過公衆直接參與商談和協商來作出合理的政治決定。政治制度要處理的選民的欲望和偏好，通過理性的商談而得到表達和協調。同時，在公共理性的制約下，人們提議、選擇和深究各個選項時，對選項的辯護采取一種特殊的形式。一般要求具有普遍性（提議應當是每個人可以接受的）、獨立性（辯護不能以訴諸自身利益的形式出現）、透明性（辯護應當以所有人能夠理解的方式闡明）、自反性（對辯護的方式本身就可以予以評論）。這些都是政治倫理的道德标準。同時還要求有顯著性（人們必須能夠看出以此種方式進行公開辯護的意義）和穩定性（公民态度的突然轉變不會導緻公共政策的前後明顯不一）的實踐标準。[5]
這些标準是比較嚴格的，尤其是其慎議的結果要求接近全體一緻的同意，這在實際執行起來相當不易。這裡之所以提出慎議民主的問題，是為了克服現有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突出強調公衆慎議協商，加強政治倫理的因素，以推動民主更加健康地發展。我們看到，在目前世界上後起的民主體制中，政治派别對抗的色彩相當濃厚，重疊共識難以形成，容易陷入派别惡鬥而妨礙公共理性的實現，有損于民主政治的良性發展。這就需要志士仁人們依據慎議民主的原則改進民主政治，盡管完全按照慎議民主的标準建立這種民主制度還處于理想狀态。因此，前面所說的複數候選人的競争選舉制度可以通過投票前的慎議，幾上幾下的反複協商予以補充。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和黨委成員的候選人幾乎全部由組織部門和黨委常委提出，如此有限的部門提出的候選人如果再以等額選舉，其民主的代表性顯然是成問題的。應該通過廣泛的慎議和協商，然後再提出合适的候選人，這樣的民主選舉才更符合公共理性。
現有社會主義民主體制的一個普遍特征是長期單一執政黨，加上一定方式的多黨合作。但是，這些合作政黨的規模、活動方式、參與決策的力度與執政黨是無法比拟的。目前中國政府的數十個正部級政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中，隻有兩人不是中共黨員，各省的情況也基本類似。因此，與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多黨輪流競選執政的民主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本身的民主建設就尤其顯得重要。1980年，中共資深領導人陳雲在總結曆史經驗特别是中共執政經驗的基礎上，針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新形勢、新任務和突出問題，明确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6]黨風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黨内民主的問題。黨内長期一言堂，黨委一把手獨斷專行，作風霸道，顯然是不可能讓黨風端正，領導人民建設好國家的。因此，中共四中全會的決定集中探讨黨的建設，發展黨内民主，顯然是看到了問題之所在，因而針對性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
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除了以中國方式進行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建設以外，也需要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根據中國社會現有的特點和曆史傳統，從黨内民主做起，有序地、合理地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既避免巨大的社會動蕩，又堅定不移地從黨内民主推動全民民主，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和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才會成為可能。執政黨的各級幹部首先遵守民主原則，黨的幹部和各級黨組織的候選人在黨員當中通過慎議協商和民主競選産生，可以為全社會的政治民主樹立榜樣。最終實現更加廣泛的人民民主，通過慎議協商和民主競選産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領導人，以同樣的方式民主選舉産生各級人民代表，以及各級司法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我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才會興旺發達，真正使我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大國。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日報200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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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C]1993.
[4]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5]D’Agostino, F. Free Public Reason: making It Up As We G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陳雲.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A].陳雲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 Analysis of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about Socialist Democracy
Gu Su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re are principal distinctions but also common elements betwee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other forms of democracy, From normative perspective, socialist democracy should allow vast people to enjoy wider right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ng and arguing about politics. Main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cludes: voters should be able to make free and essential choice and decision. In general, main officer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 various levels should be selected from plural candidates by party members and voters. The process of nominating and selecting candidates should be open, just and transparent, with wide debate on policies, and publicizing candidates’ political opinion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To develop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ake public reason as criterion, promote people’s democracy by developing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is an important and pressing task for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本文發表于《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人大複旦資料《政治學》卷全文轉載)
作者簡介：顧肅(1955- )， 男，江蘇啟東人，哲學博士，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與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複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與法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