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懷玉，1965年生，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内容提要】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轉換的關鍵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的反思與重構。當代性問題研究要從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概念與方法論開始。其表現之一是對德國古典哲學遺産的重新解讀；表現之二是直接溝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硬核與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之間的對話；表現之三是要激活馬克思雖天才地提出、卻并沒有真正見證的問題。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創新/哲學問題重構/激活經典問題
一
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的創新與轉換作為一個主題提出來，這就說明它具有時代性意義與共識性價值。現在的問題是從何入手來實現範式創新與轉換。我們認為，出發點仍然是對以往學術研究成果與傳統的回顧。從範式創新與時代主題轉換角度來看，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将近三十年的曆史可大緻概括為三個基本階段與形态：(1)教材體系改革——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态與實質的“正本清源”(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從哲學的現代化訴求到現代性的哲學透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意義與價值的重估與反思(世紀之交與新世紀之初)；(3)“價值重估”之後哲學研究問題的重構——新全球化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制造”的出路與探索(目前的焦點)。如果說圍繞哲學教科書體系的改革與創新問題的讨論，旨在撥亂反正、突破禁區，其功莫大焉；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意義、價值的讨論，則是一個更具基礎性、根本性的思考研究過程。當代性意義的讨論，在清理曆史塵垢、開闊視野、豐富内涵、提高學術水準，更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時代性思想與方法，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合法性地位進行辯護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容否認的長足進步。但與此同時，這個讨論過程也面臨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邊界過于松散與模糊，面臨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解決自身理論與時代現實問題上的迷惘與困惑等問題。于是，國内一批著名學者近年來在一些重要會議、論著中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究竟是什麼”，這個發問貌似平常，實乃帶有強烈的時代責任感與危機感。
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意義價值的反思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的反思，這實際上意味着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正在進行第三次範式與主題轉換。如果說，當代性意義的讨論還帶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應該是什麼樣子”，“應該做什麼”，“應該成為什麼”這些理想期盼特色；與之相比，當代性問題的反思之提出，則促逼着我們“究竟要做什麼”，“究竟從什麼入手”來實現當代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應該說，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三十年的時代主題或範式的深刻變革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轉型，即從單純的意識形态宣傳教育到專業理論研究、專業教育與人才培養以及意識形态教育與現實社會問題研究的分化與多元化發展态勢。目前學界普遍關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這樣一個趨勢，既是一次重要的整合同時也是深刻的分化。這種整合是學科建設意識的強化與清醒，是對學科現實嚴峻處境及其功能使命與發展方向的深刻反省。這種分化也主要不是觀點與流派意義上的，而是一種問題研究與方法更新上的細化落實。
本文想表達這樣一個看法，即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大問題的反思應該進一步讨論與深化的内容是，我們不僅要讨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究竟應該首先研究“重大現實問題中的哲學”還是“哲學自身中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如何面對重大現實問題，應該面對什麼樣的現實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何處為突破口介入現實，即現實地“出場”？而且要進一步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究竟是什麼，今天我們所遭遇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當代性基本問題究竟是如何曆史性地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或現成可用的理論觀點、範疇概念與實踐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既非“現成可用”的，也非“基本過時”的。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哲學到當代性問題視野之間、在國外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現實之間并沒有直通車。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在清理曆史與時代所造成的問題堆積物的過程中重建地基，激活其基本概念與方法，使之成為再生性的當代視野。
二
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問題研究從重新激活基本概念與方法論開始，其表現之一就是對德國古典哲學遺産的重新解讀，這項需要不斷重複的工作将會導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真精神的重新領悟。從思想史深處激發新的哲學問題視野，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接着德國古典哲學邏輯往下講，德國古典哲學的“舊瓶”仍然可以裝“新酒”，而不必完全另起爐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理解需要經常借助于德國古典哲學的基本概念與問題而不斷将現實問題重新哲學化。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巨大意義固然不能低估，但為此所付出的與德國古典哲學決裂的代價也需要我們關注。其中可能後果之一就是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向着“前康德式”的舊唯物主義倒退(普列漢諾夫與第二國際正統)，或者無原則地與後黑格爾的、後形而上學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價值哲學合流(如奧地利學派)。第二國際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曆史教訓即根源于此。而晚年恩格斯留給我們的一項意味深長、但又含糊暧昧的思想遺囑就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問題——不僅要研究馬克思創立自己哲學時如何與德國古典哲學進行必要的前提性的問題性的決裂(即以往哲學史的終結)，而且要思考如何重新接着德國古典哲學問題往下講(即以往哲學史的完成)。
這就說明，沒有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的理論底子與思想素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根本無法具有當代意義或合法性。我們學習馬克思哲學，不能簡單而現成地從馬克思那裡獲得，而必須與馬克思一道經過與克服德國古典哲學這個環節才行。馬克思的哲學不是現成的，而是必須通過理解德國古典哲學的曆史與邏輯才能生成與得到的。不經過黑格爾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不超越黑格爾同樣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德國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就很可能是膚淺的近代唯物主義，馬克思哲學隻有在超越黑格爾之後的同時重新回到黑格爾哲學問題的深處，才具有當代性哲學意義。列甯從第二國際哲學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走向重新認識黑格爾辯證法(《哲學筆記》)的哲學道路就說明，一個直接 接受或僅僅通過馬克思主義現成結論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他的哲學不可能是真正的嚴格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深刻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熏陶、批判與洗禮，才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必須通過馬克思主義而重新回到深刻的德國古典哲學唯心論，才能重新激活馬克思。沒有對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哲學的克服與繼承，就不會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聰明的發達的唯物主義形态從來是和同樣聰明而隐蔽的唯心主義結伴而生的。正像列甯所說的，聰明的唯心主義通常比粗俗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曆史與其說是以往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直接累加史，不如說是對更高級形态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揚棄史。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也就不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自動目的論生成史，而是自我解構史；它就是聰明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超克”聰明的唯心主義、隐性唯心主義，超越低級唯物主義的思想斷裂史、範式變革史。
三
本文所采用的“激活經典概念”這個說法，主要借鑒自兩位自稱是把後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結合起來的“後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拉克勞與墨菲的觀點。他們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現實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範疇能夠合法包容的東西之間存在着日漸擴大的裂痕，為掩蓋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的絕望與無能為力感，于是馬克思主義者就不得不重複上演“一方面堅持‘經濟決定論’”與“另一方面承認‘政治文化相對獨立性’”的“曆史辯證法”的笑劇。有鑒于此，他們采取胡塞爾所說的再激活的方法拯救被沉積的理論。沉積的理論範疇是一種被遮蔽了它們原初的創造活動，而再激活因素使它們的行動再顯現出來。“對于我們來說，與胡塞爾不同，再激活應該顯示綜合的原初偶然性。馬克思主義的範疇試圖建立這樣的綜合。與‘階級’、三個層面(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态)或者作為被沉積下來的盲目崇拜對象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關系這些方面無關，我們要複活它們的話語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并且自問那個關于它們在當代資本主義之中的偶然性和斷裂的問題。”①我們想獲得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多樣化與不确定性，而不是一種貌似完整、實際僵化的東西。
後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基本範疇與方法(如生産關系與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的放棄固然是錯誤的，但它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範疇生成的曆史性、偶然性知識語境的再現與激活這種後結構主義的、新曆史主義的方法對于打破僵化教條、重新煥發經典活力，很有啟發性意義。
如果說後馬克思主義通過解構經典馬克思主義核心概念來激活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策略總給人以“舍本求末”的感覺，晚期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概念”策略則會給我們以更多的有益啟示。正像黑格爾說過的，哲學總像是一隻黃昏時才起飛的貓頭鷹。所謂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就是後現代話語挑戰中姗姗來遲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如詹姆遜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與後馬克思主義思潮聯袂演出的“馬克思主義終結論”，迫使馬克思主義者發展出一種“更加現代的”(實際上是“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它試圖對傳統的研究客體，即資本主義本身所呈現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維度”，即“後現代狀況”加以理論化。②由此，晚期馬克思主義從不同角度得出一個近似的結論——晚期資本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具有互為表裡的、彼此辯護的現實同謀關系！而達成如此共識的理論前提是，馬克思以生産方式為核心的曆史性哲學話語，在後現代語境化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絕不可以将其瓦解；但這種曆史決定論必須被重新主題化為一種“空間化的辯證法”。在他們看來，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再生産主要不是“物”的再生産，也不是“量”的擴大再生産，又不是同質的社會體系的再生産，而是社會關系的差異化再生産過程。馬克思的曆史觀辯證法雖然未能從根本上擺脫工業化社會生産過程的制約，但他實際上已經隐約地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産”不但是一定空間與時間制約下的物質生産，而且更是一個不斷地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的空間“自我生産”過程。資本主義發展到後現代，它的主導生産方式就是“空間的生産 ”，而不是物的或社會的生産。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症狀，是與資本主義的流動化空間化全球化發展過程，即“時空的壓縮”、“共時性對曆時性的勝利”等新的顯化特征，無意識地相一緻的空間化體驗形式。③
所以，在這裡我們很有必要專門提一下晚期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弗裡德裡克·詹姆遜，他與哈貝馬斯的立場明顯不同。後者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生産方式理論已經不足以解釋社會進化過程、回答當代問題，因而要用交往理論模式取而代之。而詹姆遜認為：馬克思的生産方式概念仍然是當代西方各種現代性批判理論話語所無法超越的宏大叙述模式或者終極理論地平線。詹姆遜認為，馬克思主義固然是一個符碼體系，但更是一個有待于探讨的問題域。在一個非馬克思主義化的時代，大理論家們更應該明确地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性(再強調一下，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之上的。我們的出發點不是馬克思主義某種理論觀點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所緻力探讨或者提出的并沒有解決的現代性經典問題。④這句話應當說是很有見地的，他有意無意中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當代性意義的實質所在——不是某種現成的結論，而是提出的問題與思考問題的方法。
四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問題研究是一個回到經典問題、突破經典問題，重新激活經典問題域的創新—繼承過程。首先，要曆史性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概念方法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反思與資本主義批判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三位一體”。馬克思主義的以把握生産方式發展邏輯為核心的曆史唯物主義，以批判揭露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為核心的現代性社會理論，以追求無産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為目标的科學社會主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馬克思關于一定時代的社會的生産與再生産是全部人類曆史的出發點，關于占統治地位的生産關系與社會結構的生産與再生産主宰每一時代社會生活與人的存在的具體過程，關于任何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總是在偶然性、變動性連接中具體表現自身、實現自身、改變自身從而成為未來社會新萌芽，這些思想仍然是我們要珍惜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問題研究，最根本的一點是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辯證統一的原則，堅持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問題研究，不能固守某種所謂不變的原則、原理與框架，以此來評判與要求已經深刻而急促變化的現實，不能用某些一成不變的必然性規律來裁定當代狀況與趨勢，卻忽略了豐富的無法歸納到原有框架中的新的偶然現象，而需要在偶然性中透視當代現實與馬克思主義生命力。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問題研究也不能一味地讓理論附和表面變化的現實而失去原則、迷失方向。
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與發展，确實與人類思想史上的許多哲學思想變革一樣，都是從突破原有經典大問題而從亞形态、次問題中生長出新的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曆史并不是按照嚴格曆史目的論方式發展的，也不是一個基礎不變的簡單積累進化過程，而是一個不斷突破原有框架、不斷移心化的過程——借用福柯的話說：“問題是要在沒有一種目的論能預先限制的不連續性中分析思想史。”⑤20世紀60年代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與福柯的《知識考古學》(1968)一樣，都認為科學史思想史不是積累式而是斷裂式的。也就是說，它們均不是“同心圓式”的同化史，而是“移心化”的變異史。用福柯的話來說，思想史并非某個觀念“逐步完善”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斷增長，它的抽象化漸進”的曆史，而是新的觀念不斷地突破原有的核心觀念的曆史。⑥庫恩說，“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學共同體抛棄一種盛極一時的科學理論，而贊成另一種與之不相容的理論。每一次革命都将産生科學所探讨的問題轉移，專家用以确定什麼是可接受的問題或可算是合理的問題解決的标準也相應地産生了轉換。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變了科學的思維方式，以至于我們最終将需要做這樣的描述，即在其中進行科學研究的世界也發生了轉變。”革命的本質就是新舊範式的轉換。範式變革可謂“倒轉乾坤”。“範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變了。”就像心理學中的視覺格式塔轉換一樣，“革命之前科學家世界中的鴨子到革命之後就成了兔子”⑦。我們今天遭遇到的現實大問題經常是曆史上的次形态問題(甚至是空前的)，而我們所堅持的所謂基本問題方法，其實是“發生學”的而不是“目的論”的産物，是從曆史上的次生問題中擴展與再生産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需要研究的問題肯定是或經常是經典論述中比較含糊的、抽象的、次要的問題，所以沒有現成的原理直接可用。諸如：消費社會的稱霸、資本主義生産的空間化轉向、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的形成、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衰落、微觀政治的突現、女性政治的興起、生态危機的普遍化……它也無法直接提供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 民主法制建設的方案。這些表面上經典馬克思主義缺失的東西就需要我們回過頭重新加以審視。
第三，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直接回答今天已經成為主導現實的問題。我們不僅要關注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本身的曆史局限性，更要關注馬克思所批判的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曆史局限性及批判本身的曆史局限性。我們要弄清經典作家是在何種方法何種意義上看待今天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問題的。
正像當年馬克思批判李嘉圖并不能理解自己的古典經濟學的“工業主義”、“資本主義”曆史本質一樣，同樣馬克思無法像我們今天這樣，非常自覺地把他對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的批判當作是對“形而上學的完成”與“體現”的曆史局限性的批判。馬克思是用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理解維度，來表達他的“後工業”的、即新的現代性的“曆史科學”觀點的。他是用工業主義的語言來批判工業主義的曆史本體論的。他自己就說過：“對一個著作家來說，把某個作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和隻是他自認為提供的東西區分開來，是十分必要的。這甚至于對于哲學體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賓諾沙認為是自己體系的基石的東西和實際上構成這種基石的東西，兩者完全不同。”⑧
第四，馬克思根據自己的時代理解而超越資本主義那個時代的局限性，提出了相應的科學社會主義未來藍圖。但這個超越與展望，并不是一樁立竿見影、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業，而是需要通過不斷的發明、批判與反思才成為可能的漫長過程。比如，馬克思所預見到的而在今天已經基本實現的生産自動化與智能化，在他的問題視野中曾經是超越了資本主義物質生産過程與資本生産關系曆史局限性的“未來的人類廣闊自由前景”，在今天看來這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高級變型與替代——即資本主義的非物質勞動剝削形式的普遍化對資本主義的物質勞動統治形式的普遍化的取代，是資本主義對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取代了資本主義對人的生産勞動力的有限約束。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樂觀地預言與追求的人類征服世界無限自由與可能的崇高美好前景的地方，我們在現實中則經常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統治的異化與危機的當代與未來(如生态能源危機)。衆所周知，馬克思當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突出工業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地位，而将李嘉圖從不徹底的帶着重農主義色彩的問題視野中拯救出來，而使其成為徹底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科學家。今天的我們也要讓馬克思從工業社會，從資本主義形式統治、抽象統治占主導的那個時代的批判家，轉變成資本主義真正成為實質統治、具體統治、流動統治時代的批判家。
馬克思與列甯當年所期望的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超越與替代的社會主義，所謂的人類最終與未來的解放形式(自動化、電氣化、大生産)，今天已經以漫畫的現實形式實現和存在——它們無非是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異化和對人的統治的更加高級與内在隐蔽的形式。在馬克思當年自認為看到了超越資本主義曆史局限性因而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彼岸自由王國的地方，我們今天則經常看到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曆史局限性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理解的曆史局限性。批判性地反思與超越資本主義的曆史局限性，沖破資本主義形而上學“普照之光”的同質化、單一性統治之遮蔽，透視與拯救被遺忘被踐踏的異質性傳統殘片，恢複與保護曆史文化遺産的多樣性尊嚴，喚醒多種多樣的人類被壓迫的群體(階級、種族、性别、亞形态文化社群)，建立各種各樣的連接(團結)解放政治力量的新形式，展望未來新的人類理想新境界，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總問題視野。
第五，今天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研究的問題是馬克思雖天才地提出但并沒有真正見證的問題。諸如：資本主義從形式到實質、從抽象到具體、從物質關系到精神文化結構統治的新現象，資本主義從固定的地方性民族化顯形态統治走向流動型的全球性網絡化的隐形态統治的新現實，是資本主義從宏觀到微觀、從經濟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的統治邏輯的逐步完善與完成。在更深層、更隐蔽的現代性異化統治形式中尋找未來人類更高級、更全面的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在改造舊世界中認識新世界，這仍然是一個具有廣泛感召力的真理。
總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研究的總問題仍然是以曆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自我反思、批判、重建為前提，以曆史地透視批判資本主義當代發展最新的最高的形态為對象與任務，以能動把握當下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聯系變動的現實為立足點，以高度關注“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時代的不同地方、民族—國家、階級的交往與矛盾的政治實踐為己任，構建符合新的時代要求的社會主義政治解放理想與現實制度。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思考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最深刻的最内在的矛盾與問題，在現實的挑戰過程中反思與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基本最核心最突出的問題，在超越與批判現實的資本主義最高形态的曆史局限性過程中，豐富與改變社會主義和人的解放的實踐制度與理想内涵。正像資本主義總是一個不斷地超克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機而盲目地擴張的自然曆史過程一樣，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是一個不斷地自我更新哲學方法論曆史觀的認識過程。相應地，社會主義作為超越資本主義曆史局限性的自覺而宏偉的曆史過渡過程，也必然地是一個不斷與變革着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現實相适應的、自我超越曆史局限性的反複的、漫長的過程。從曆史角度來看，以往的社會主義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帶着資本主義曆史時代影響的局限性；而從未來的發展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所采取的暫時的局部的資本主義形式可以被理解為超越資本主義及其自身曆史局限性向未來更高級社會形态過渡與飛躍的曆史性、當下性的具體表現。
注釋：
①[英]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尹樹廣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
②[美]詹姆遜：《後馬克思主義五條論綱》，載王逢振主編《詹姆遜文集》第1卷(新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頁。
③參見[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49～150、251頁等處。
④參見[美]弗裡德利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20、22、23、4、3頁等處。
⑤參見[法]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9、19頁。
⑥參見[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頁。
⑦參見[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6、100頁。
⑧《馬克思緻馬·馬·柯瓦列夫斯基(1879年4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