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教授數次強調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必須重新界劃，并提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終結之後，存在着晚期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思潮等諸種異質性的邏輯思路。這種界劃開拓了全新的論域，對于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長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但是，一種在理論上值得重視的現象卻被排除在這種視角之外了，這便是“後馬克思主義”問題。由于後馬克思主義 明确地内含着“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的可能”這個問題，它作為一種政治沖動貫穿 于第二國際至今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發展史，并且随着拉克勞和墨菲的《文化霸權與社 會主義戰略》的公開出版而成為20世紀80年代之後西方激進左派理論的重要主題，在我 看來這對于理解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特征是一個不可缺失的環節。本文的主 要任務是簡單地在學理上勾勒出這一理論傾向的概況，從一個側面擴大當代國外馬克思 主義研究的讨論域，以期進一步推動張一兵教授上述理論界劃的深入。
第一，後馬克思主義與後馬克思思潮。張一兵教授從現代性之曆史邏輯和馬克思理論 在當代西方的邏輯轉換這個角度，提出并界定了後馬克思思潮。這種思潮正如鮑德裡亞 這個案例所表明的那樣，它們假設了馬克思與現代性的一緻性，而同時肯定了工業文明 的邏輯崩潰，因此當它們在理論上提出了對工業文明的徹底拒斥之際，同時也宣告了馬 克思的非法性，這便産生了拒斥馬克思的生産力邏輯和否定人的解放可能性的理論立場 。毫無疑問，這一理論的邏輯思路與霍克海默、阿多諾對啟蒙的批判有關。但是複雜的 是，由這一邏輯演化出來的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話語，除了上述嚴格的後馬克思思潮外 ，還存在着一些難以歸類的理論姿态，後馬克思主義便是如此。從理論特征上看，它與 後馬克思思潮、後現代馬克思主義一樣都拒斥了現代性的宏大叙事(特别是曆史進步、 生産力、階級鬥争和革命)，但在采取與後現代一緻的理論立場(如差異、生活政治等) 同時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個體解放立場來批判後現代主義，因此以更為現實的姿态支持社會運動，聲張激進民主規劃，從而表現出更大的政治抱負。上述特征當然受到了現代 性批判邏輯的直接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後馬克思主義本身與社會主義實踐有着更為 緊密的關聯，因此，社會主義(或者更嚴格地說“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不僅是後馬克 思主義的重要主題，而且使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出場的戰略也是它的中心 議程。所以，在直接的意義上，它是現實社會主義出現問題(50年代對斯大林主義的批 判)和失敗(90年代前蘇東的倒台)的理論反映，在整個70年代西方左派轉型背景下，雖 然它們也十分注意馬克思的理論“空場”并要求與馬克思進行對話，但在總體上并非是 現代性批判邏輯逆轉的直接結果，這一問題在後馬克思主義中的出現，是因為在尋求新 的政治戰略中它不能回避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正是在這一點上，它依賴西方馬克思主義 以及其後的後馬克思思潮，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甚至馬克思本人置 為自身對話的對象。但與張一兵教授所言的“後馬克思思潮”不同的是，這些自稱的“ 後馬克思主義者”并不僅僅局限于開創一條新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思路，而且強烈地表 達出一種對資本主義替代的激進民主政治規劃，他們認為這個規劃是馬克思所開創的， 又在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實踐中被壓抑的，故而他們自身的“後馬克思主義”意識便 直接表現為在馬克思主義之後規劃一種新型的“馬克思主義”話語。
第二，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表征和問題域。“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這個術語由來已久，在50年代西方知識分子中關于意識形态終結的争論中已經有人使用，但是這個術語的使用一直存在着歧義，如吉登斯用之廣泛地指稱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此意貼近麥克萊倫的“Marxism after Marx”，而丹尼爾·貝爾則用它指認秉承馬克思學說的某一方面而又與馬克思本人進行對話的一類學者，并使之具有“修正主義”理 論姿态。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後馬克思主義”是由1985年拉克勞和墨菲出版的《文 化霸權和社會主義戰略》所激發的，在這一文獻中，她們不僅直接強調用文化霸權問題 來重新設置當代左派的理論基礎(這也意味着告别階級鬥争)，而且直接提出在馬克思主 義之後的知識規劃問題。[1]因此，一方面，她們自我圈定了一個狹義的“後馬克思主 義”圈子，另一方面打開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讨論思路。正是這一原因，一貫關注發 達資本主義國家左派理論動向的《新左派評論》在1987年作出了反應，在其第163期上 發表了諾曼·吉拉斯的“後—馬克思主義”長文，從整個20世紀馬克思主義史的角度， 并基于60年代激進政治運動失敗所帶來的左派失望這一現實語境，對拉克勞等人進行了 批評。而拉克勞和墨菲在同年以“無需辯白的後馬克思主義”一文回應了這種批評，從 而推動後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學術讨論的高潮。但是客觀上，這一争論不僅沒有解決問題 ，相反，它助長了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性的興起，加之後現代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全面侵入 ，特别是福柯、拉康、利奧塔、鮑德裡亞等這些對20世紀後期産生重大影響的理論家在 某種意義上都直接借助了馬克思，後馬克思主義思潮似乎一下子成為某種時尚。在此， 我們強調的是，今天用“後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标識出來的一些新近理論家與拉克勞 和墨菲的立場可能并不一緻，後馬克思主義現象并不僅局限于哲學領域，它已經在政治 經濟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哲學、人文地理、國際關系等諸領域形成紛繁複雜的理論 表現。正因為此，它才成為一個問題。我認為，這種景觀與他們的政治沖動具有直接的 關系。對于後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他們對于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望并沒有拒斥公正的理想 ，而是轉而審視社會主義理論的缺失，即被經典理論忽視的女性、第三世界、文化霸權 等問題；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則使他們特别關注資本主義的變化，如生産方式中發生的 從福特制向後福特制的轉變、新型技術帶來的空間構型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文化的後 現代化。正是在這種理論姿态中，他們與後現代主義以及其他激進話語(如女性主義)保 持了一種切線關系，并從多個層次和方面彙入了世界體系、精神分析、激進政治經濟學 等方面的理論成果，特别是新社會運動對于它有着獨特的影響。因此，我們看到“後馬 克思主義”除了十分明确的巴利·辛德斯、保羅·赫斯特的經濟學理論和拉克勞、墨菲 的文化霸權戰略、齊澤克的意識形态批判理論外，凱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漢姆的 女性主義經濟學理論、法國的調節學派(阿蘭·利皮茨等人)的經濟學研究，甚至在人文 地理學中都産生了獨特的“後馬克思主義”(如卡斯特)等等。在學理上，對這些不同質 的理論研究将會帶來對資本主義的全新理解，也會加深對當代左派所面臨的激進形勢和 他們的多元選擇的理解，但也帶來了對這些具有内在張力的理論話語判斷的困難。(注 ：正是這一特征，在既有的對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性研究中，不少學者都強調了後馬克 思主義思想的任意性和這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些重要特征的拒斥和歪曲，但也 肯定了它的某些洞見具有啟發性意義。參閱P·雷諾茲：“後馬克思主義是超越馬克思 主義的激進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嗎?”張明倉譯，載《世界哲學》2002年第6期。)這也許 和後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含義的含混性相關，西姆在《後—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指出， 在當前存在着兩種并行的知識形态：後—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前者的重點是 “後”，故而意味着對馬克思的拒絕，就如中文語境的“過時”之說；後者的重點是“ 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形式上直接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但也保留了其馬克思主 義的文化底蘊。[2](p.1)西姆顯然關注的是後者，而張一兵教授定義的後馬克思思潮則 傾向于前者。這兩種方式似乎都保證了邊界的确定性。在我看來，“後馬克思主義”這 個術語的含糊性與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暧昧性是一緻的，我們不能從這個術語出發來直 接判定它所标識的學者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必須深入一個理論家的内部來研究他的 理論的實際指向和具體任務。我認為，這是張一兵教授反複強調的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 學文本進行深度耕犁的理論意義所在。但無論如何，在總體上，由“後馬克思主義”所 圈定的一群理論家都直接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補充”和“發展”姿态， 如吉布森和柯雷漢姆要求解除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話語的婚姻。在這一點上，我傾向 于把後馬克思主義思潮視為某種激進的、自由的和多元民主的知識分子立場，它在話語 形式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某種直覺和散漫的形式，而壓抑了它的核心——生産力、階 級和革命等。這樣，這種觀察視角能夠作為張一兵教授關于“後馬克思思潮”定位的某 種補充。這些思潮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相比，它們雖然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馬克思的局 限性上，但他們也都認為，新的知識規劃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内部的定點爆破所形成的， 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外部引入的。
第三，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規劃及其理論邏輯。我們都知道，關于馬克思的理論，撇開其深層的哲學邏輯，如實踐立場等，被人們廣泛注視的是生産力、階級鬥争和革命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構成解釋曆史的基礎，也是推動現實革命化的理論依據。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可錯性的懷疑必然會在這些問題上體現出來。事實上，“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也正是在這些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實行内在的爆破，由此産生的則是生态、女性(種族、少數等)和民主主義話語的複雜結合體。産生這種爆破的原因，在理論邏輯上，我們可以直接從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曆史演進中看到，從盧卡奇直接提出“生産力的奴役”問題，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和理性的質疑，以及馬爾庫塞等人積極尋找新的革命主體和方式的努力，後馬克思主義隻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幽靈”的再現，隻不過在理論形式上更為直率罷了。上述問題的政治背景是：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名譽掃地，60年代激進運動的失敗，第三世界的崛起，生态危機的出現以及戰後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等。概括為一句話，當後馬克思主義者發現，馬克思主義不再能夠作為一種與自由主義對抗的完備性學說，他們便自覺地選擇了一種更為激進的政治姿态，承認解放價值的不完備性，放棄占據中心地位的企圖。但是它并沒有如後馬克思思潮那樣把馬克思主義徹底地激進化為一種與一切既存秩序都不相容的彌賽亞主義和批判精神，而是保留了解放規劃，把作為傳統社會主義剩餘物的生态、女權、種族、第三世界等等立場擡到理論的中心位置。應該說，在這些傳統馬克思主義沒有涉及到的點上，他們 确實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理論成果，揭示了現代社會個人如何在文化、休閑、生病、教育 、性甚至死亡中遭受資本主義統治的(拉克勞)，強調了重新審視對資本主義文化鬥争的 重要性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傾聽非資本主義聲音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也将看到兩個問題 ：(1)由于上述方面幾乎都是個别的和特殊的方面，誠如後現代在否定本質主義、普遍 主義和宏大叙事帶來的理論普遍性的危機，如何把這些小零錢兌成大鈔票，即取得對資 本主義總體替代的勝利，這對于這些激進主義政治來說是一個緻命的問題。也正是在這 些問題上，它受到了其他左派學者的挑戰和質疑。(2)由于上述方面在當代資本主義條 件下不是作為例外出現的，相反，它們甚至就是資本主義自身試圖解決的問題，例如同 性戀問題、女性權利問題、國際貿易的平等性、地方的多樣性、生态危機等等，因此， 在否定馬克思的時空前提背景下，如何防止與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共謀，這個問題也是 十分嚴峻的。而實際上，後馬克思主義普遍看好的激進民主本身即是自由主義民主的左 派版本。
從前面的讨論看，我傾向于把後馬克思思潮視為馬克思之後的直接以否定工業文明為邏輯起點的哲學話語，這種話語本身把馬克思視為靶子，并且在根本上也拒斥了“主義”立場；而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它的競争對象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其基本立場也是從肯定馬克思的局限或錯誤出發的，但是它保留了馬克思主義之解放政治規劃的特征并且也積極地在馬克思的文本中汲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資源，因此它仍然是一種主義的，即具有直接的政治取向。這也是我強調從現實邏輯來觀察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變化的基本原因。通過這一路徑，我們将會面臨如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式轉換(即主題變化和形式創新)過程中，理論邏輯的颠覆除問題式的結構斷裂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如果存在其他的路徑，那麼這些路徑對于表達形式又産生了哪些方面的影響?事實上，對于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在曆史上全新的話語來說，在20世紀的發展過程中，與政治的複雜關系直接影響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的表述邏輯，如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作為政治話語和文化話語的分野、作為指南的馬克思主義與作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差異等等。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後馬克思思潮、晚期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崛起都與資本主義的曆史變遷、現實馬克思主義運動和制度實踐以及西方左派運動等現實問題直接相關。反過來，這也說明我們在觀察西方左派話語變化時離不開對資本主義實際變化的研究，離不開對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判斷。
【參考文獻】
[1]拉克勞，墨菲.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略[M].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
[2]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M].London:Routled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