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當代文化科學發展的視野，對作為六經之首的“易經”起源及其價值進行了深入挖掘和解讀。通過論證易經生成之三部曲：自然易→占筮易→人文易，[i]揭示了易經作為中國文化總源頭所蘊含的自然，占筮，哲學，“科學”等 “多維立體結構”，并試圖澄清其中相互關系與不同層次。提出“易”之卦爻象數源于自然，“易經”之本在象數，其精髓乃“道法自然”，由此不僅提升出中國自然哲學 、生命哲學與人文教化，而且開出了中國古代生成整體論的“科學”與數學算法體系。主張從當今文化科學發展的高度，揭示與彰顯易經象數本有的自然、數理與“科學”蘊含，賦卦爻辭以新意，開辟易學創新之道。并試圖由此厘清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線索，超越西方近代科學的機械構成論與主客二分之認識論，為探索中國文化、科學的自主創新提供文化資源與思想啟迪。
關鍵詞： “自然易” “占筮易” “人文易” 象數 “自然科學” 自然哲學
《易經》作為六經之首，是中國文化的原創之源，從當代文化科學的高度，怎樣理解與評價《易經》，關系到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科學”精神之理解與認識。筆者以為，易經作為中國文化的總源頭，決不僅僅隻是占筮，亦不屬于任一學科，她蘊涵着中國文化科學的幾乎全部原始信息，也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之源。正是易經那“原發創生”的特性，使中國文化能夠曆經劫難而生生不已。今天，它依然是我們文化與科學創新的重要源泉。追根溯源，從伏羲創八卦，到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周之《周易》，（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文本唯存《周易》）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而一脈相承的便是“易”，中國的文字、語言、思維方式正是随着“易”的發展而逐漸發展成熟的。至春秋戰國，中國諸子百家皆由《周易》發源，深刻影響乃至決定了此後二千餘年中國文化、科學的基本方向與大緻格局。如果我們将文化看作是一個整體性的生成演化過程，那麼，可以說易經正是中國文化的“生成元”，它孕育着中國哲學與古代科學得以生發，“綻放”的“百科全書式”的博大内涵。
《易經》何以能将“軸心文化”前中華文明的全部智慧聚其一身？又何以能将天地人一體貫通，“知周乎萬物”而“彌綸天地之道”？其自身的起源是否經過“自然易”→ “占筮易”→“人文易”等不同發展階段？ 筆者不憚淺薄，試就其大緻線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自然易”——易經開創期
根據《易傳》（最早系統闡釋易經之經典）：“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1，P284）“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1，P257）筆者以為，八卦起源于古人對天地萬物的觀察，基于實踐，“感而遂通”，首先了知無形與有形的原故，進而追尋時間終始，所以能知萬物生死變化的規律。顯然，其關注的不是無生命空間變化，而是生命性時間變易，不僅是有形之實體，而且是無形之“非實體”。由此，在那洪荒草莽時期，能透過事物複雜變化的現象，“見天下之赜”，“之動”， 且能“探赜索隐”，“象其物宜”“觀其會通”，從而“一畫開天”，用卦爻符号“拟議”之，開啟“易學”之源——中華文明從此起步。
注意到漢之造象，伏羲氏手執矩，女娲氏手執規（矩即曲尺或丁字尺，規乃圓規）。根據《周髀算經》（中國最早數學經典，約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 ： “周公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 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2，序P2）顯然，伏羲不僅觀天察地，而且還進行了量天測地的生産實踐活動，并從中得到了一定的數學規律。劉徽《九章算術注》原序：“昔者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曆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3，P1) 則進一步說明，伏羲（即包犧氏）在“取象比類”，畫八卦記述、描摹自然界八大類事物的同時，還開創了中國數學，并且一開始就設法使計算方法（九九之術）與卦爻變化相符合。如此，易經卦象直接摹拟宇宙萬物“整體流動與轉化”之象，而數字算法則與事物生成變易的規律一緻，不僅使“易”具有“象數不二”之特征，而且也正是人類最早用數學描述時間演變規律之嘗試。至黃帝，據此進一步“引伸”，發展出中國古代天文曆法與樂律，…… 直至《九章算術》。中國古代數學之源頭，遙然若現，中國之“易數同源”，又豈為無稽之談？根據《九章算術注》劉徽自序：“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 。觀陰陽之割裂 總算術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3，P4）更不難看出，不僅中國古代數學與“象數算法”一脈相承，而且中國古代數學家亦正是從《周易》吸取智慧，才有所建樹的。如果我們将科學理解為人類探索自然規律的實踐活動，伏羲之創八卦不正是中國古代“自然科學”[ii]之萌芽？或許，更根本的是，伏羲先天八卦首先展示了中國關于宇宙動态和諧之世界圖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252）不僅生動簡潔描畫了天地萬物自然生成的整體圖景，而且井然有序，蘊含數字規律，成為研究自然生成演變的基本模型，盡管其後有所變化，但其基本格局，以及由此發端的“道法自然”之精神與生成整體論的宇宙觀，從此奠定中國文化大傳統最重要的根基。
那麼，既然“易經”起源可看作人類最初的科學實踐活動，它與占筮是何關系呢？筆者以為，“易”之卦爻象數本源于自然，是由對自然的“觀”與“取象”而生，這是“易”的本源與核心。而卦爻辭是對“象”的意義之闡明，其中大多正是通過對占筮的記錄與意義闡發逐步“系”上的。因此，占筮為“易”之用，而非“易”之源。注意到“周易與物占相通，而且有密切關系”。（4，P385）筆者認為，與“易”的開創相伴随的，或是最古老的“物占”，這裡所謂“占”，即“視兆以知吉兇”。（《爾雅》）“物占”，即“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征”。（漢書?藝文志》）也就是直接根據事物自然顯現的征兆預測人事吉兇。因為征兆是自然發生的，故有人稱之為“天啟”。顯然，易經起源與物占具有共同的前提。可以想象，上古時期，人類的生活與生産都更大程度地依賴于自然界，其“吉兇禍福”與自然變化休戚相關，而人與自然亦更易相感相通。在這種天、地、神、人同在而未曾分化的境域中，天地人相互影響與作用是必然的，而将自然規律與人類行為及其命運相聯系也是自然的。盡管當時人們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有限，古老“天啟”的聯想難免帶有神秘色彩，但物占與易經相通的共同基礎與信念，恰恰正是這種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的生存狀态，以及人對這種相通的感悟與體察。由此不難理解，物占并非易經開創之源，但它與易經天地人貫通之三才結構的形成确有密切關系，亦是對“六爻之動，三極之道”的一種證驗。今天看來，占筮在近代西方科學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框架中，隻能是一種蒙昧與迷信，但在《周易》三才結構中卻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占筮乃為其用之一，但根據《周易》對人類曆史活動的最早記載，“易”在開創期的主要作用與貢獻是在指導生産、生活等活動。《易傳》以“離”等12個卦象記述了自伏羲直至堯、舜時代，人們根據卦象，“尚象制器”，推動生産與文化發展的情況。如：“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等等（1，P285-288），可以看到，中國先民從結網打魚，犁田耕地，造船制車，制造弓箭，到建房穿衣，集市交易，文字創造，書契記事，乃至治喪等生産、生活與文化活動，無一不從“易”的卦爻之象獲取靈感，有所發明，有所前進。而中國的文字、語言、思維方式也正是在這種 “觀象”，“尚象”，據于“象數”的實踐活動中生成、發展起來的。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我們可以大略地将伏羲至黃帝，或至堯、舜時期，作為易學之開創期。這一時期，“易”起源于“自然”，以八卦象數直接摹拟自然，效法自然，可謂以“自然易”為主的時期。
二、“占筮易”——易經發展期
根據中國最早的文獻《尚書》，從堯、舜、禹到夏、商、周，中國古代科學之萌芽進一步生長。正如恩格斯所說：“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5,P162)《堯典》記載：堯“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朞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潤月定四時，成歲。”（6,P215），可以說，中國天文學與天文官制度由此發端。舜時，則“協時月正日，統律度量衡”，即調整月份，确定每月天數，統一樂律與度量衡。至于二十八宿體系，究竟始于伏羲，堯，抑或戰國時期，則争議頗大。根據夏鼐先生考古學研究，“我國勞動人民和天文工作者創立了二十八宿體系，接着擴大了它的作用，把它來規定季節，編制曆書，以指導生産活動。”但後來其“意義被歪曲了”，“發展了……占星術”。（7，P387），筆者以為，易占與星占相似，都是在對自然規律有一定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産生的。
根據《周禮·春官·宗伯》：太蔔“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8，P7）說明自夏至周，人們在對自然規律有進一步了解的基礎上，一方面，“易”成為“大蔔”之法，走向以占筮為主的發展期。另一方面，“易”由八卦發展到六十四卦。
從《尚書·大禹谟》看，舜末禹初，占筮已成為部落或國家重大決策的咨詢方法，但尚不迷信占筮。舜決定傳位于禹時說，“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朕志先定，詢謀佥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蔔不習吉！”（6，P220），我們看到，舜首先是自己作出決定，而龜筮隻是“協從”，他清楚地申明：若占筮惟先，會遮蔽人的意志。
根據《洪範》，禹治理天下之“九疇”，即九種方法中，“七曰明用稽疑 ”說明，其時不僅有了專門的“蔔筮人”，而且明确規定了以占筮斷疑解難的方法：“擇建立蔔筮人，乃命蔔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貞，曰悔。蔔五，占用二，衍忒。”（6，P248）即先從龜蔔顯示的征兆，獲取卦象（蔔五），然後用蓍草進行占驗（占用二），通過推衍，預測吉兇。（衍忒）。顯然，龜蓍具有偶然性和神秘性，但卦象推衍乃依據一定的法則，正所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1，P275）筆者以為，這正是由自然之“物占”向符号化、數字化之“易占”過渡的重要階段。與物占不同的是，龜、蓍雖是自然物，但卻是人所選擇的“神物”，因此，龜蔔蓍占一開始便已介入了人的目的與意願。而其方法也大大複雜了：從要求預測之事象，到龜殼顯示之征象，再到蓍草所築卦象，期間經過了錯綜複雜的“象的流動與轉化”，而最後對吉兇的預測，更需要有對“象”的感通與體悟，才能達“象以盡意”之境，而這正是一種“象思維”的過程。（參見9，P25-28）這裡，需要辨明的是，易經象數乃是一種符号與算法，具有相對獨立的内在邏輯與規則，其發展并不完全依賴于占筮，而占筮的主要作用是對“象”的意義之感悟與昭明，因此，其對易經的主要貢獻在卦爻辭。
值得一提的是，“稽疑”除占筮外，還規定了就重大行動進行決策的方法：“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蔔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6，P248）。由此可知，古人之決策并不完全依賴于占筮，而首先“謀及乃心”，先問自己的心，然後與官員讨論，與民衆協商，最後才進行占蔔。蔔筮隻是提供參考的一種詢問與商議的方法，故并無宿命之說。但翻開《尚書》，不難發現，随着社會等級的劃分，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占筮便越來越與“天”相聯系，占筮的結果也就越來越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天意”和“天命”。自夏至周，越來越多的刑罰、戰争以“天”的名義頒布，發動。如周王在《大诰》中的命令說：“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予曷其極蔔，敢弗于從。”“天命不僭，蔔陳惟若茲”。（6，P251-252）即通過占筮代表天意，以天之降威，不敢違抗，動員諸侯平定叛亂，發動東征。而根據《周禮》，蔔筮已成為周朝禮制之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上述特點，筆者以為，我們不妨将“易經”從《連山》→《歸藏》→《周易》的過程，作為以“占筮易”為主的發展期。這一時期，古人從對自然規律直觀質樸的認識發展到對自身命運的關切，并“自覺地”将兩者聯系在一起。人們利用易經進行占筮，對重大行為進行決策，“将有為也，将有行也，問焉而以言”。（1，P272）占筮成為人與天地，神靈對話溝通的重要途徑與方法，乃至“天意”之昭示與代表。
這一時期對“象思維”的發展、成熟，對易經的繼承、發展及其系統化起了重要作用。易經在該期的發展大略尚有：
1）從伏羲先天八卦到文王後天八卦，宇宙動态和諧的自然圖景發展為以變易為核心的生成演化之世界圖景。易經從對宇宙本體——即其本真本然的模拟，走向在不斷變易現實中的運用，亦可謂承體啟用，由此，易經成為體用兼備的完整體系。
2）易經象數之運用，除了占筮，更重要的還運用于與氣象、物候、天文曆法等有關的遠古“科學”活動，盡管其目的常與蔔筮相聯系。譬如，殷商（公元前14-11世紀）為占筮最興盛的時期，根據考古發現，大量殷代的刻辭蔔骨和蔔甲蔔辭中有許多關于當時曆法和天文知識的資料。(參見7，P324)，筆者以為，天文等“科學”隻有在數學與“邏輯”的基礎上才能發展，因此必以“自然易”與“象數”為依據。然而巫術亦需借助 “象數”與“科學”才能“窺探天機”，由此，盡管“科學”與巫術旨趣不同，但兩者卻同以“象數”為基本推理與計算法則。反之，為了占筮，巫術又成為遠古“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象數，“科學”，巫術呈相互影響與作用之複雜關系，故且簡示如下：[iii]
象數
“科學”
占筮
生産
決策
運用
運用
推動
自然規律
人類命運
天地神人貫通
自然
3）五行思想此時開始産生并盛行，如《臯陶谟》中已提出“五辰”、“五典五惇”、“五禮”、“五服五章”乃至“五刑五用”等規定。（6，P221-222）而《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五行”成為大禹治理天下之第一“大法”。說明早在舜禹之時，“五行”不僅已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模式，而且成為社會秩序建構的實用規範。
總之，“占筮易”時期，古人對生的崇拜，對“天”的敬畏，往往集中于對命運的眷注，“人謀鬼謀”的“占筮易”，可從這裡獲得中肯的理解。大量與占筮相關的卦爻辭，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記錄了曾經驗證的部落或民族重大行為，留下了當時進退變化之“吉兇”“悔吝”。這些來于巫術的卦爻辭，濃縮了中國遠古曆史的經驗教訓，人生感悟，故為君子“所樂而玩者”。 中國文化的所謂巫史傳統當亦由此形成。而易經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從伏羲直接描摹自然的八卦，發展為天地變化，人事吉兇莫不周備的六十四卦。
三、“人文易”——易經提升期
軸心文化時期，與其他三大文明——古希臘，希伯來，印度相似，中國文化亦發生了“哲學的突破”，易經所蘊含的宇宙之“道”與生命體驗，經老子、孔子等先聖的闡發，超越命運，脫穎而出，提升為中國的自然哲學與生命哲學，易經“乾”“坤”兩卦所代表的“道德創造性”與生命實踐性，成為中國文化理想與超越的價值之源。
筆者以為，首先，《易傳》與老子思想，從“自然易”與象數中提升出了生成整體論的自然哲學，《易傳》肯定宇宙萬物生生不已的終極依據是“天地之大德”與“一陰一陽”之根本法則，并将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提升為普遍而完備的自然之道。與古希臘自然哲學關注外在物質世界與對象化認識不同，中國的先賢本着向天地學習，道法自然的精神，明确提出基于實踐，“天人合一”，“主客不二”的認識路線，以“與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參”的氣概，提倡“以物觀物”而非“以我觀物”的“客觀性”。以及以“象”為基礎，從“觀象”出發，“取象比類”的方法論原則。同時，《周易》象數所蘊含的數字算法與太極推理法則，進一步系統化，成為符号與算法統一的運演體系。戰國時期，稷下學派将“易”與“五行”整合為陰陽五行模型，創立了描摹事物生成演化過程（或功能）的普适模型。這一切，為中國古代科學與數學提供了自然哲學基礎與重要範導，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産生準備了條件。至西漢，中國古代天、地、醫、農等學科先後提出系統化的理論體系與規範，标志着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确立，盡管其後各有其相對獨立之發展。但《易經》作為一種“元理論”“元模型”，則始終為其源頭活水。正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10，正文P1）
其次，易經卦爻辭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社會理想，經老莊、孔子等闡發，提升為生命哲學之人生哲理與人文教化。如果說“先前人們隻是更多地顧念人的可能的‘命運’，而這之後，人生當有的精神‘境界’開始成為人們的又一重終極眷注。”，（11，P6）老子之道德形上學，以天地之“妙道”與“玄德”作為人生、社會之理想。莊子則提出“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如果說道家教導人們“若要原天地之美，則直透之道”就在返璞歸真，“以顯露同樣的創造。”（12，P366）其對“天地之撰”的體悟，總是通向“神明之德”的。那麼，孔子則更強調人對時代的擔當，強調”“道不弘人”，而“人能弘道”，由此開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人文教化與當時人當遵循的社會倫常。其對人性的啟迪，又往往“足以提撕人而使人昂首天外”。自此，中國文化精神之價值取向基本确定。正如餘英時先生所說， “中國古代的‘超越的突破’，事實上，決定了此下二千多年的思想傳統，也決定了中國知識人的基本性格。”（13，P13）而一個值得注意史實是：與西方近代哲學與科學從宗教與巫術中分化出來後不同，中國文化在其哲學與“科學”的提升後，盡管主張“善易者不蔔”，但并未象西方17世紀與啟蒙運動那樣，對巫術進行無情的清除與打殺，并宣布與宗教的徹底決裂。而是對“占筮易”采取了同情理解與包容的态度。筆者以為，自周文王後，蔔筮逐漸發展為以象數推演為主的“易占”，其後借助“科學”發展，“易占”亦有其相對獨立之發展。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随着“哲學的突破”，《易經》亦彰顯出以人的生命為本的“人文”内涵與精神，易經從占筮走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境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稱之為“人文易”。可貴的是，從一開始，發源于《周易》的中國“生命哲學”便“直下是人生的，同時也是宇宙的，所以本源是一，”人性與天道“一時同證。一透全透”， 因而能 “大開大合”，充滿創造，“通華族慧命而不隔。” （14，P120-121）于“禮崩樂壞”之際，重開一“大時代”，為以下兩千餘年中國文化之發展奠定了基礎。
筆者以為，這一時期，易學實際上已成為涵容自然、象數、占筮并與中國哲學與科學共存的“多維立體結構”，簡示如下：
象 數
“自然科學”、數學
自然哲學
卦爻辭
占筮
卦爻辭
自然
生命哲學、社會倫理
提升
提升
記錄，顯明
顯明
發展
應用
總之，從“自然易”、經“占筮易”、到“人文易”，易經從創生到提升出哲與“科學”，其自身曆經的種種變易，向世人展現了中國文化之獨特進路與豐富内涵，也給我們留下了衆多難題和深刻啟示。
四、當代文化科學觀照下的返本開新
綜上所述，我們顯然有必要對易經進行正本清源的審視和繼往開來的探索。從當今與未來文化、科學發展的角度，筆者試澄清以下幾個問題：
1、 易經是中國文化之總根源，絕非僅僅為占筮。易經之本在象數，象數之源在自然。因此，易經的根本精神在“道法自然”。 自晉朝王弼“掃象”後，易學分“象數派”與“義理派”，在“獨尊儒學”的傳統下，長期以來，人們多以“義理”為易學之本，而視“象數”為“術”，這種誤解，在于未分清易經之“經”，“傳”“論”以及“象數”本身與“象數之用”的區别，因此，未從整體上厘清易經之來龍去脈，本末源流。筆者以為，易經之“經”當為易學之“本”，包括象數與卦爻辭。易傳是對易經的最古诠釋，乃是研究易經的重要依據，但屬後加部分。以後對易經的研究，無論“象數派”抑或“義理派”皆當屬“論”，
2、 正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義理為“易學”之本，而義理的根據在卦爻辭，卦爻辭大量源于占筮，因此，不少人認為《易經》是一本筮書。而象數之重要意義反被忽視乃至遮蔽，從當今與未來科學的發展看，易經之象數恰恰是我們文化與科學自主創新的重要資源。(15,P16-17) 象數所開創的源于自然，直接描摹自然本真的象數算法與推理方法，正在也必将為我們今天超越西方近代主客二分之認識論，超越西方近代科學與人文隔裂的鴻溝及其造成的文化危機，超越西方數學公理化體系與形式邏輯的限定，以及如何在天人合一框架下表達自然規律，推動科學從“理論優位”走向“實踐優位”，尋找科學與人文統一的途徑，提供獨特而極為寶貴的智慧。根據《易傳》：“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适。”（1，P177） “易經”本身亦非不可變之教條，值此中國與世界都面臨重大轉折，中西文化大交融、大會合的時代，從今天文化科學發展的高度，揭示與彰顯象數本有的自然、數理與“科學”蘊含，不僅賦卦爻辭以新意，而且補充原卦爻辭之不足，開辟易經創新之道，正是當代“易學”研究的重要使命。
3、 在“學而優則仕”，偏重人倫而輕視象數與科學研究的氛圍中，象數與中國古代科學的關系，以及象數與中國古代技術發明——尚象制器，開物成務的關系，一直未得揭示而籠罩在迷霧中。筆者以為，中國古代“自然科學”與數學雖與占筮有聯系，但本不屬同一層面，而各有其相對獨立的清晰的發展線索。今天，不管是“科學易”還是“易科學”，都應盡可能厘清“科學”、“易學”、“易占”三者關系。而對于中國古代科學，我們更須澄清其來龍去脈，明了其與易經的關系，懂得其托根于文化整體的研究傳統，才能予其正确、中肯的認識與評價，也才可能找到中國今天可行的自主創新之道。
4、 近代以來，許多人認為中國沒有科學而隻有“巫術”或“僞科學”，一是因為中國古代科學與西方近代科學本屬不同源流、規範；二是由于中國古代科學與巫術不分，特别是天文學，除了觀察天象，計算預測天象變化，制定曆法外，另一任務便是星占。三者正因中國古代科學與占筮往往同以周易象數為基本模式與推演方式。筆者以為，“科學”與占筮，在古代可謂“易學”之二用，因此，這裡的問題不在“象數”與“科學”本身，而在現代科學規範下，它們用于占筮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5、 中國文化中哲學、“科學”、巫術共存的格局，或許正是“易學”提升後，世間和超世間具有不即不離關系的結果。亦或正因如此，中國文化始終保持了“象思維”之基本特色，中國科學亦在天人合一，主客統一的大框架下，沿着生命實踐與生成整體論的方向展開，而始終未走上西方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對象化認知與機械論道路。其後果，使中國文化與科學在整個工業時代黯然失色，然而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生存哲學，後現代、後實證思潮的産生，以及系統科學，認知科學，人工智能等當代科學的興起，恰與中國傳統文化與“科學”相通，中國文化與科學的振興，勢在必然。文明曆史的興衰，幾千年得失成敗，吉兇禍福，何人能予占斷？
筆者以為，目前，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文化與科學的自主創新，尚任重而道遠。而易學與中國文化、科學，在長期專制社會的曆史過程中，亦未免夾雜封建、迷信之糟粕。近代以來，更是一衰再衰。一如黃河長江，其源何其清涼明澈，其勢何其波瀾壯闊，幾千年來，浩浩蕩蕩，一洩千裡，然終不免泥沙俱下，更加人為污染，緻使淤塞難行，清濁難分。試想古今中外，任一民族之文化複興，又何一不是返本開新，去源頭尋求那“原發創生”之靈感，？春秋時代之孔、老如此，西方近代科學之崛起又豈非如此？文化思想之長河，如何得以常清而開源？此時此刻，筆者不禁想到朱子之名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亦不禁想到王樹人先生之所論：“始源”與“一條河”本為一體。（9，P32-33）今天，我們對傳統之追根溯源，其意義不僅在曆史，更在當下；不為複古，乃為創新。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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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夏鼐： 考古學論文集（下）考古學和科技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8） <漢>鄭玄 注，《周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2(中華再造本卷第六)
9） 王樹人：《回歸原創之思》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P3
10）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一》，中華書局，1965年
11） 黃克劍：《由命而道——先秦諸子十講》 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12）方東美：《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選自《方東美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3) 餘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三聯書店 2005年
14）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15)李曙華：《周易象數算法與象數邏輯》杭州師範大學學報 2009年第2期
“To Have the Source of Flowing Water”:
Contemplating I Ching under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Science
Li Shu 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Abstract: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scien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interpret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that gave birth to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 the first of the Six Classics, I Ch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I Ching from naturalism to divination and, finally, to Humanism reveals that the symbols of Gua Yao used in I Ching originated from the natural world. Rooted in the Xiang (as metaphorical imagery)-Shu( algorithm), I Ching’s essence is “TAO” functions as Nature. This classic led to,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ur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life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but also brought forth China’s ancient science and mathematical system of arithmetic based on an emerging and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 in which the Xiang-Shu is applied in science and divination, thereby demonstrating I Ching’s prominence as the sour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From this foundation of tracing the origination of I Ching, the article proposes a way forward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of the classic to: (i) transcend dualism in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the West, (ii) correct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inadequacies in the study of I Ching, (iii) clarify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ancient science, and (iv) explor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deological inspirations for the self-organizing innovation of China’s culture and science.
Key Words: Naturalism I Ching , Divination I Ching, Humanism I Ching,
Xiang -Shu, “Natural Science”; Natur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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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該問題由董光璧先生2009年5月21日在國際易聯沙龍上提出
[ii][ii] 筆者以為，中國古代科學萌發于遠古，醞釀提升于春秋戰國，确立于漢。因其本于自然，基于實踐，可謂古代“自然科學”或“實踐科學”。西方近現代科學，基于實驗與理論建構，可謂“人工科學”，“實驗科學”或“器物科學”。為區别于目前流行說法，中國古代科學上特加引号。
[iii][iii] 筆者2002年走訪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時，館長莫弗特（Moffett）`先生曾與筆者談及：“50年後，巫術、方術與中國古代科學的關系，将成為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焦點問題。”中國古代科學與易經及占筮的關系，尚有待進一步研究，筆者于此姑且簡而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