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世價值”是新全球化時代體現生産力發展要求、代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精神意義“共在”，它與國際壟斷資産階級的虛假意識形态有着本質區别。其内涵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最低限度的全球倫理共識，環保、和平、發展價值，正确理解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價值，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标的終極價值關懷。全球壟斷資本主義不可能真正實現“普世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普世價值”的實現道路。
關鍵詞：普世價值 經濟全球化 全球壟斷資本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段時間以來，理論界圍繞“普世價值”問題的争論相當熱烈。無論争論各方所持觀點如何，争論本身所提出的問題無疑是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對這一重要問題進行深入探讨，很好地體現了理論緻力于解答現實課題的基本功能。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衆，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而理論要掌握群衆，就必須能“說服人”，就必須“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要從理論上解答“普世價值”這樣重大的時代課題，“抓住事物的根本”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一、“普世價值”問題的時代背景
“普世價值”問題是個大問題，又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要搞清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分析和把握好這一問題據以提出的時代背景。這個時代背景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經濟全球化及由此引發的全球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革、調整、融合、鬥争。當今世界，“國際局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争日趨激烈。”[②]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曲折發展，是一個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市場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拓展的基礎上，各參與國綜合國力對比消長起伏的長過程，主導力量盈縮變動并逐漸變異的長過程，不可測因素甚多、禍福相因、曲折變化的長過程。
從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曆程看，其起源可追溯到19世紀上半葉的資産階級工業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曾作過這樣的分析：“資産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資産階級，由于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③]近代資本主義借助于工業文明所産生的廉價商品和堅船利炮強行敲開了落後國家和民族的大門，促使世界在普遍聯系中形成一個整體，使生産社會化、國際化，造就世界市場、世界經濟、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此使“曆史”轉化為全球化的“世界曆史”，并内設了資本主義世界矛盾體系的總體存在樣态。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電力、内燃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标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經濟全球化有了新的發展，這既使得經濟落後國家全面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并最終形成不公正不合理的資本主義“中心——邊緣”式世界體系，同時也促成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使帝國主義國家間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日益深化，引發了其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狂潮。20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國家連續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導緻第二輪經濟全球化過程的逆轉和中斷，結果是戰争引起革命，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在無産階級革命中應運而生。到20世紀下半葉，以電子計算機和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發生并不斷發展，并于世紀末進入成熟階段，形成了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的一大批高新技術群，由此帶動了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它通過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強有力地促進交通、通訊和國際金融運轉的超高速化，使國際經濟聯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在全球化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對整個人類的生産和生活發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從本質上說，經濟全球化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潮，具有如下雙重内涵：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是生産社會化的高級階段，是國際生産力發展特别是世界科學技術進步的産物，它要求生産要素突破國家、民族的界限而在全球範圍内自由流動，直接推動着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迅猛發展，有利于資源在世界範圍内的有效配置，體現了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物質文明的顯著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具有曆史性的進步意義。江澤民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一種客觀趨勢，有利于促進資金、技術等生産要素在國際社會的流動和優化配置，有利于推動世界生産力的發展。”[④]這既是對全球化之生産力屬性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全球化之生産力内涵的科學揭示。另一方面，就全球化的生産關系内涵來說，它打上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深刻烙印。冷戰結束之後，由于舊的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壓迫發展中國家為特征的國際經濟秩序并未根本改變，全球化實際上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基礎上的，它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以實現少數人利益為目的的西方壟斷資本企圖征服世界的現象和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全球擴張的集中體現。正如德裡克所說：“對全球化的最明顯的解讀就當今的現狀來講，它披着全球化僞裝的外衣，作為資本主義現代性前景的空間拓展。”[⑤]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實際主導着全球化的進程，掌握着國際經濟組織以及制定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權，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各方面擠壓發展中國家，使之進一步邊緣化，企圖通過經濟全球化來實現資本的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正因如此，經濟全球化反映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妄想征服全世界的野心，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産階級力圖向全球輸出其生産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企圖。全球化的雙重理論内涵，同時決定了其在現實生活中的進步性和反動性。對此，我們必須予以全面、辯證的理解和把握。
很大程度上，“普世價值”可謂經濟全球化在價值觀念層面的反映和體現。隻有在“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的時代條件下，才會産生“普世價值”的現實需要，“普世價值”也才有可能曆史地具體地生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⑥]“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産品成了公共的财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⑦]反之，當“曆史”仍然是在“狹窄的範圍”和“孤立的點”上存在的地域性封閉曆史的的時候，所謂“普世價值”是不可能真正生成的（有人說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具有普世性，但在當時“普”的隻能是某一姓王朝狹隘的“家天下”，與全球化意義上的“普世性”不可同日而語，其後一種意義上的“普世性”是今人賦予的，這本身是全球化的一個文化表現）。
在我們這個時代，所謂“普世價值”，就其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為解決沖突與對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而認同、接受和尋求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精神意義“共在”，它集中體現了人之為人的一般社會性本質。在當今“一球兩制”且階段性地呈現“西強我弱”的特定全球化背景下，“普世價值”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更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它既是一個值得開采的“富礦”，同時也隐含“陷阱”，機關重重。探讨這一問題，我們既要有理論勇氣，更要有科學态度和正确方法。
依筆者所見，正确把握“普世價值”問題，需要三把理解的“鑰匙”，這三把“鑰匙”必須同時具備，形成一個“鑰匙串”，否則就難以登堂入室、窺其堂奧。第一把“鑰匙”就是把“普世價值”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加以認識。“普世價值”是一種“世界曆史性”的價值意義理念，是經濟全球化在價值觀念層面的反映和體現。這是理解“普世價值”問題的前提性要件，前文已述，不複贅言。
第二把“鑰匙”就是從現階段經濟全球化的生産力、生産關系雙重理論内涵和兼攝進步性、反動性的二重實踐特質出發，以唯物史觀的辯證理性眼光來辨清真僞，把代表人類社會正确發展方向、反映全世界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意志和要求的“普世價值”從虛假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意識形态迷霧中解救出來。這是理解“普世價值”問題的本質性要件。如前所述，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具有生産力和生産關系雙重内涵，前者在現實生活中代表了生産力發展的進步要求，後者則體現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披着全球化“羊皮”而進行“資本主義現代性前景空間拓展”的狼子野心。與此相應，作為現階段經濟全球化之價值精神體現的“普世價值”，也因受到國際壟斷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挾裹而顯得迷霧重重，真面難識。一方面，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代表了全球化生産力發展的前進方向，它要求打破舊的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中心——邊緣”體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關系新秩序，實現全球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互利合作，不斷推進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界曆史性事業。它不是虛無缥缈的價值“懸設”，也不是頭腦中的臆想或妄斷，而是新全球化時代世界人民反抗資本壓迫和奴役的正義呼聲，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争取自身幸福的共同追求，現階段全球性生産力的持續發展，正不斷為人類解放和普世價值的實現，累積不斷豐富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主導着全球化的進程，為了實現壟斷資本的全球性統治，推進新帝國主義勢力的全球化，堵塞通往共産主義的“奴役之路”（哈耶克），早日宣告“曆史的終結”并高舉資本主義大旗歡呼“最後的人”獲得所謂“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福山），西方敵對勢力必然會處心積慮地“消解”、“解構”（福柯）、“邊緣化或零碎化”（哈桑）代表人類發展正确方向和共同利益的、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而把壟斷資産階級的那一套沒落過時、貪婪腐朽、利己——拜物——縱欲的反動意識形态精心編織成所謂“普世價值”，通過“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相統一的策略，到處搞“西化”、“分化”和意識形态滲透，把它們所宣稱的虛假“普世價值”行銷到世界各地，借以颠覆别國、招搖撞騙、欺騙全球輿論、愚弄世界人民。早在160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此類騙局：統治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⑧]對帝國主義“神聖同盟”的這類鬼蜮伎倆及其兜售的穿着“普世價值”彩衣的壟斷資産階級虛假意識形态，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并予以迎頭痛擊。
第三把“鑰匙”就是在“普世價值”問題上亮明觀點，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弘揚反映生産力的全球化發展要求、代表全人類進步方向和共同利益、體現人類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目标的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價值”，堅決反對作為壟斷資産階級腐朽意識形态騙局的虛假的“普世價值”，這是理解“普世價值”問題的關鍵性要件。正如周恩來所說：“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⑨]我們不僅要在國際壟斷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迷霧中辨别出真正的人類共同價值，更要勇于堅持正确理解的“普世價值”，在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實踐中，不斷推進人類解放的世界曆史性事業。
二、現階段“普世價值”的四個方面涵義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批判德國制度時，抨擊德國制度“低于曆史水平”、“既表現為自大又表現為自卑的狹隘性”、“是時代錯亂”，因為“它公然違反普遍承認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舊制度毫不中用；……用一個異己本質的外觀來掩蓋自己的本質，并且求助于僞善和詭辯”，而德國落後的“現代的舊制度不過是真正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醜角。”[⑩]由此凸顯了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普世價值”（即“普遍承認的公理”）在各自時代的普遍指導性意義。這裡，問題的關鍵是要搞清楚“普世價值”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具體涵義。從現時代全球化發展的實際水平和現實狀況、問題出發，筆者認為，現階段正确理解的“普世價值”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具體涵義：
1、全球性交往實踐中理應共同遵守的“底線倫理”
新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成為名符其實的“地球村”。對此，馬丁.路德.金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嚴重分裂的家庭繼承了一幢房子，他們隻好居住在這幢房子裡。一幢龐大的世界房屋，我們隻好一起居住在裡面——黑人和白人，東方人和西方人，非猶太人和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一個在思想上、文化上和興趣愛好上不适當地分裂開來的家庭，由于我們根本無法再分散地生活，所以必須懂得以某種方式和平共處。”[11]高度發達的現代化交通、通訊方式，國際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全方位交往和聯系，使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們成為“地球村”的成員，并共同生活在“世界房屋”中。與此同時，這又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家庭”，不僅存在思想、文化、興趣愛好上的差異，更存在基本利益的嚴重對立和沖突。為了使人類的“世界房屋”與“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動物叢林”區别開來，為了使不同國家、民族的人們都能活下去，并盡可能活得好些，就要建立基本的世界秩序，不同的利益集團及其成員在全球性交往中就要遵守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底線倫理”。因此，在“世界性視景”即多元文明或文化的平等對話基礎上，尋求現代人類的道德共識，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作為最大公約數的“底線倫理”，就成了當代世界全球性交往實踐的内在要求。
當代普世倫理的主倡者之一孔漢斯認為：“我們所說的全球倫理，并不是指一種全球的意識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現存宗教的一種單一的統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種宗教來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們所說的全球倫理，指的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标準和人格态度的一種基本共識。”[12]“這全球倫理是指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教徒和非教徒支持的、一種最低限度的共同的價值、标準和态度。”[13]這樣一種最低限度的全球倫理共識，無疑是人類的共同生存所必需的。反之，如果我們連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都不能達成，新世界秩序将無法生成，“社會或遲或早都會受到混亂和獨裁的威脅，而個人或遲或早也會感到絕望。”[14]從維護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人文關懷出發，世界宗教界人士在1993年的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大會上，一緻通過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宣言”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你希望人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的訓誡為道德“黃金律”，提出了“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人道的對待”的基本要求，并根據世界各大宗教共同包含的“不殺人、不偷竊、不撒謊、不奸淫”等四條古訓，提出了“四項不可取消的規則”：珍愛生命——堅持一種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公平正直——堅持一種團結的文化和一種公正的經濟秩序，言行誠實——堅持一種寬容的文化和一種誠信的生活，尊重親愛——堅持一種男女之間的權利平等與夥伴關系的文化[15]。雖然在關于普世倫理的内涵理解、探究方式和建構方式上，這種宗教性的普世倫理範式，均大有值得商榷之處，但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是有重大時代意義的。在我們這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多地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術、世界性經濟、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孔漢斯、庫舍爾）的新全球化時代，尋求并努力達成“地球村民”們共同信守的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既是人們全球性交往實踐的基本價值訴求，也是我們時代的迫切道德呼喚。
2、人類全球性生存危機所呼喚的環保、和平、發展價值
人類進入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文明時代以來，随着“曆史”向“世界曆史”的深刻轉型，全球化在規模、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拓展，它在帶來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生産力和豐裕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深刻對立和高度緊張。當今世界，生态環境問題、戰争和貧困問題早已超越國界，把人類推向危險的“生存困境”。首先，由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式開發而導緻的生态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的破壞，已經使地球這個“共同家園”變得滿目瘡痍，全球性的生态危機已經現實地危及人類生存。早在1972年，羅馬俱樂部在其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中就得出結論說：“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産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星球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後100年内發生。最可能的結果将是人口和工業生産力雙方有相當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6]受資本盲目追求利潤的貪婪本性所驅動，由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全球經濟運動借助越來越大的技術力量，以人類沙文主義态度君臨自然界，對自然展開肆無忌憚的掠奪式開發，導緻了諸如地球變暖、氣候異常、臭氧層空洞、海平面上升、自然災害頻發、物種滅絕、土壤沙化、空氣、飲水、食物和噪聲的污染、資源枯竭、垃圾成山等一系列嚴重的生态災難，使人與自然處于尖銳對立之中，嚴重破壞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其次，戰争問題仍然是徘徊在人類頭頂的揮之不去的魔影。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演示了人類相互殘殺的酷烈，戰後“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使得核戰争的陰雲密布，冷戰結束後，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但國際局勢仍然動蕩不安，新霸權主義甚嚣塵上，不少區域的民族矛盾、宗教紛争和領土糾紛日趨突出，不斷釀成流血沖突和局部戰争；核武器不僅沒有被銷毀，反而在局部地區出現了新的核軍備競賽，核戰争陰影仍然存在，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巧取豪奪，使得“在這種彼此都想盡可能占到别人一點便宜的争執中，除了武力之外，沒有可以求助的東西。因此，一種備戰的陣容就不得不擺出來，而軍備和武裝示威的行動，就在有關世界市場的貿易方面，成為普通的商業工具的一部分了。”[17]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是戰争策源地，其一日不除，戰争的危險就始終存在。第三，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貧富差距，使貧困問題不僅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災難，而且嚴重威脅人類的共同命運。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1999年度）所披露的數據，當今世界占人口不到20%的發達國家，擁有世界GDP的86%、全球出口市場份額的82%、國外直接投資的68%、通訊的74%、世界專利的97%；而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隻占有世界GDP的14%、全球出口市場的18%，其中占世界人口20%的最貧困國家，僅占有世界GDP的1%和全球出口市場的1%。全球最不發達國家也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48個增加到90年代末的74個，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由20世紀60年代的1:30擴大到90年代末的1:75。正如比利時前首相伏思達所說：怎樣避免世界上最貧窮人群和最富有人群之間激烈的階級鬥争是“一個世紀問題”，“如果不能大家都受益于繁榮，貧困化就必然會降臨到我們大家頭上，這是我們在相互依存中得到的嚴酷教訓。”[18]
生态災難、戰争和貧困問題，在“生存”這個最基本層面把人類共同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生存還是毀滅？”這是每個地球人都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倘若我們打算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在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上實現根本變革，打破人對自然、對自身的奴役，重新構建一種人——自然——社會良性互動、有機協調的和諧的生産生活方式，并用道德和人類良知的力量來維護這種生存方式。因此，講環保、謀和平、促發展，就成了全世界人民迫切要求的、普遍适用的“共同價值”。正如胡錦濤所說：“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事關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而要做到這一點，國際社會就必須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争手段解決國際争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19]
3、作為人類文明進步成果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
近代意義上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理念，是在資産階級思想、政治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生發展的曆史進程中提出并不斷演進的，隻有從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曆史進程出發，我們才能準确把握如上理念發展的真實邏輯進程，也才能對其内涵和實質予以準确的理解和把握。
從思想上說，資産階級文藝複興運動、啟蒙運動、德國古典哲學運動，使得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并日漸深入人心；從政治上說，相繼發生的英、美、法等國資産階級革命，在确立資産階級政治統治的同時，也使如上思想獲得了制度形态的确立。從根本上說，資産階級之所以提出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産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它們很好地體現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内在精神特質。原因很簡單：第一，資産階級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要獲得最大化利潤，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開辟道路，就必須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和教會蒙昧主義的思想鉗制，以人道反對神道，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權取代神權，以現世幸福取代禁欲主義和飄渺天國。資産階級人道主義“是适應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取代封建的生産方式而出現的，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基礎，以個人主義為根本原則，以談論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等為主要形式，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政治綱領和道德理想的一種社會思潮。”[20]反過來說，資産階級要是不堅持和大力倡導人道主義，要是不堅決反對君主專制主義和宗教“神道主義”，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沖破封建專制和宗教神權的牢籠而獲得發展。第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要存在和發展，人的獨立和自由是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衆所周知，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的基本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必要條件就是勞動者是窮光蛋并且擁有個人的獨立和身份的自由，也就是能夠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那些在人身上依附于别人的奴隸或農奴是沒有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的，因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也就不可能産生；資本主義在商品交換領域是強調“自由意志”的，個體在交換過程中必須有自主決定行為選擇的權利，而一旦違反“自由意志”，個體自由遭到侵犯，“自由貿易”就搞不下去，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也就無法搞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内在要求，必不可少。第三，平等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馬克思），等價交換這一商品經濟的天然法則，正是“平等”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而要确保等價交換的進行，人們在身份上的平等地位就不可或缺。反之，在存在等級差異的封建社會，人被嚴格區分為三六九等，統治者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公”，又以“天下之公”為“一己之私”，這必定會破壞等價交換法則，使商品經濟難以發展（白居易筆下“賣炭翁”的悲劇形象就是個典型）。第四，民主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要求和必要保障。它既是封建專制統治的對立物，又是資産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重要武器和實踐成果。它所維護的固然是财富私有制的權利、資本主導經濟運動的權利以及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資産階級權利，但它也打破了專制統治的枷鎖，為人們提供了法律規定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權利（所謂“程序正義”）使人們從封建人身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獲得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21]
上述在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思想運動中提出并現實演進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固然打上了深深的階級烙印，具有資本主義發展特定曆史階段的時代局限性，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俨然以社會全體利益的姿态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确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22]客觀地說，資産階級賴以實現自己統治的基礎，确實比封建地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寬廣得多。在資産階級反動封建制度的整個曆史時期，它以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為思想旗幟，歌頌人的偉大，強調人的平等權利，主張政體上的“多數人統治”，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鼓吹意志自由和個性的自由發展以及對塵世幸福的追求，向封建等級特權和教會神學猛烈開火，充分顯示了反封建的戰鬥精神，在曆史上曾經發揮過巨大的解放作用。如果說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是一個不斷實現的曆史進程的話，那麼，資産階級革命及其提出的如上理念，就成了人類解放現實曆史進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正如列甯所說：“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一步。”[23]抛開其階級性和囿于時代局限而産生的曆史性糟粕，資産階級在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性成果，理應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共同成果。列甯指出：“隻有确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産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産階級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産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認為是這樣，那完全是胡說。”[24]社會主義作為人類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界曆史性事業，應該并必須繼承資産階級在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優秀成果，并在新的曆史高度改進之、完善之、發展之、實現之。筆者認為，資産階級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既有根本性質的差别，又有曆史繼承性、内在一緻性，其中的優秀成果也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承認和吸收。從這個意義上說，此類優秀成果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普世價值”。對于象中國這樣具有漫長封建專制傳統、民主政治建設任重道遠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來說，肯定而不是排斥此類優秀成果，以“拿來主義”的科學态度辯證汲取此類“普世價值”來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無疑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
4、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标的人類終極價值關懷
黑格爾認為：“社會和國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類的潛能以及一切個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發展和表現。”[25]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指向和理想目标，一直是激勵世人創業和探求的永恒動力，而對這一問題的科學闡發和說明，是在馬恩經典作家那裡才首次真正得以實現的。在《共産黨宣言》中，馬恩從主體角度對共産主義作了如下說明：“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6]推動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不斷走向自由王國，實現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和實踐運動的價值目标和歸宿，也是我們時代最高的“普世價值”。在今天這個發育程度相當成熟的新全球化時代，如何把全世界人民從壟斷資本的深度奴役中解放出來，構建與高度發達的全球化生産力相一緻的新“人類共同體”，成就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界曆史性”事業，誠然是全人類的共同主題，它代表了全人類的整體利益，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現實的、最大的“普世價值”。
所謂“自由全面發展”，主要是指每個社會成員既要自由地發展和發揮自身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又要把其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當作自己發展的條件，用自己的發展去促成社會全體成員的全面發展，從而在人的問題上實現目的與手段的有機統一。具體地說，它包括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内容：一是在人與自身的關系上，最大限度地激發人作為“萬靈之長”的主體性，喚醒自然和社會曆史發展所賦予人的各種潛能，使之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發展；二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實現二者間“天人合一”式的良性互動，其理想狀态是賦予自然界以人的本質，使自然界成為真正“人化的自然界”，而在社會的“自然化”方面，“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複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27]三是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上，在通過生産力發展争得人對自然的解放的基礎上，實現人對社會關系的解放，通過公有制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形式來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決。
喚醒沉睡于人體内的、由數百萬年生命演化和數萬年文明進化所造就的種種潛能，使之得到最充分的發揮、發展、利用和實現，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層次。“文藝複興”以來，綿亘數百年的西方人道主義思潮的精華就在于肯定人類的生存價值并高揚人的主體性。當然，我們不能對人的主體性和潛能作抽象的理解，人是對象性存在物，不是超然于物外的純粹“自我意識”，人的主體性和潛能的實現，不能隻停留于自身，而必須外顯為對象化的社會實踐活動。馬克思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緻，隻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28]人一方面通過實踐來改造自然，建立與自然的多方面關系，并在對象性關系中肯定自己，在合理改造和利用自然來為人類服務的同時，促成并保護良好的自然生态；另一方面又在勞動實踐中結成一定的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人是天生的社會存在物，“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9]人們在勞動中必然要彼此交往和聯合，每個社會成員都以他所特有的勞動活動和勞動産品構成其他人生産生活的一個環節，個人積極地參與各領域、多層次的社會交往，并同整個世界的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緊密聯系起來，成為複雜的社會關系之網的“網上紐結”，“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30]人的每一種本質特征，都産生、存在、發展并作用于現實社會，随着生産社會化的不斷發展，個人逐步擺脫血緣、地域和民族的狹隘性，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31]而在生産生活高度社會化的全球性交往體系中，隻有通過生産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消除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上的剝削、壓迫、奴役、異化，才能在社會公有制基礎上構建“自由人聯合體”，實現人與人關系的真正自由、平等、團結、和諧。這樣，“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将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32]也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人才能實現在對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上的雙重解放，從而在自由人自覺的社會聯合中，真正實現其素質、能力、需要、社會關系、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
三、“普世價值”的實現道路
“普世價值”問題不隻是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個實踐問題，它不是虛無飄渺的價值懸設和理論杜撰，而是新全球化時代各國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衆實踐——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現實價值方式。在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現實運動中，使“普世價值”從“應當”的時代呼喚轉化為“合類性”的美好現實，既是普世價值本身的内在實踐沖動，又是新全球化實踐運動的價值之維和客觀必然性選擇。雖然宗教界提出“最低限度的人類共同價值”體現了深刻的危機意識和“救世”關懷，但宗教本身“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一個人，如果想在天國這一幻想的現實性中尋找超人，而找到的隻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尋找和應當尋找自己的真正現實性的地方，隻去尋找他自身的影像，隻去尋找非人了。”[33]“普世價值”是不能隻訴諸宗教幻想的颠倒形式并在這一颠倒形式中虛幻地實現的，它的實現是一個現實的曆史過程，隻能訴諸改造世界的變革性實踐。
1、全球壟斷資本主義不可能真正實現“普世價值”
依筆者所見，在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的體系框架内，“普世價值”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在價值問題上就存在一個内在的邏輯“悖論”：一方面，資本要實現其對整個社會再生産過程的統治，就必須打破封建等級制度所造成的“人的依賴關系”的體制性束縛，實現人的獨立和主體性的解放。為了讓資本主義的再生産過程能夠有序地進行下去，它内在地要求私有資本在追逐利益的過程中，能夠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限，通過對統一的市場“遊戲規則”的共同信守，來保障每一筆私人資本的權益，這樣，個别資本家追逐利潤的經濟行為，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自發調節，就會自動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這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道德設計”，也是資産階級功利主義倫理學的基本理論邏輯，從一定程度上，情況也确實如此，“資産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絆，”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适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34]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打破了封建制度對人的主體性的體制性束縛，一批又一批地再生産出獨立的個人，在交換領域實現了人的自由、平等，并通過政治制度上的“程序”民主設計保障了個體的自由平等權益。這是其相對于封建制度的曆史性進步。另一方面，資本對整個社會再生産過程的統治所實現的利己主義的所謂“合理性”、所實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都是在一定範圍内的暫時性存在，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資本追求剩餘價值的“非理性”沖動随時都會突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虛弱”道德規約，并在資本對人的統治中形成“物的依賴性”的深度奴役，導緻對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的肆意破壞和踐踏。對此，馬克思曾在對勞動力市場的批判性分析中予以深刻揭示：“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隻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隻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隻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隻顧自己。……正因為人人隻顧自己，誰也不管他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訂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普遍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币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資本家來鞣。”[35]
如果說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合理”利己主義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尚在商品流通領域以“等價交換”形式得以部分實現的話，那麼，到壟斷資本主義早已确立其全球統治的今天，由于世界生産和世界市場早已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工商業寡頭們所壟斷和操控，以往被視為天然法則的自由競争和等價交換，早已被嚴重破壞，以自由競争、等價交換為基礎的，一度被當作資産階級革命理論旗幟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事實上早已被全球壟斷資産階級踩在了腳下，它們之所以還在被帝國主義國家所宣傳，剩下的隻有欺騙世界人民、颠覆别國政權的反動意識形态功能了。試問：當美國金融資本主義長期倒行逆施而一手造成全球性經濟危機，卻蠻橫地把責任推給他國、強迫别國為其“買單”、處心積慮轉嫁危機的時候，哪有什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明是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當數百年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瘋狂掠奪自然而導緻空前嚴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機，美國卻為一己私利而公然拒簽《京都議定書》，并在近日的全球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蠻橫地推卸責任，強迫我國承擔不可承受的所謂“減排”責任，企圖斬斷我現代化進程的時候，環境保護的“普世價值”哪裡去了？當“冷戰”早已結束，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人民共同呼聲的時候，美國卻作為本國壟斷資産階級“軍工複合體”利益（以戰争、殺人為盈利方式）的忠實代言人，把全球變成其大兵營，四處駐兵，煽風點火，充當世界惡棍，肆意挑起戰争，其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已構成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控制着世界經濟組織，主導着國際規則的制定權，控制着經濟全球化進程朝向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進一步拉大了南北差距，在維持充分富足的高等白人們天堂般生活的同時，使第三世界國家中的近20億人民處于饑寒交迫的悲慘生存狀态，“人類共同發展”幾成天方夜譚！冷觀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政治舞台上現實表現出的醜惡嘴臉，我們不難發現，其所謂“自由”就是壟斷資本巧取豪奪、侵占别國利益的自由，而一旦所謂貿易“自由”有違壟斷資本的利益，它們就轉而大搞不自由的貿易保護主義了；其所謂平等，實質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操控世界生産和世界市場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所造成的不平等，當美國華爾街把世界市場的石油、糧食、黃金、礦石價格玩弄于股掌之中而瘋狂炒作、大肆斂财的時候，“平等”這個普世價值隻能在一旁暗自飲泣；其所謂“人權”，實質上就是全球壟斷資本操控世界經濟命脈的權利，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奪的權利，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高舉“人權”大棒幹涉别國内政的權利，而它們自身的種族歧視、階級壓迫、金融詐騙、悍然發動對主權國家的侵略戰争、慘無人道地屠殺人民、虐待戰俘則是在維護所謂“人權”！其所謂“民主”，就是要在全球範圍内确立國際壟斷資本對人的全面統治，讓世界人民成為實現壟斷資本最大利潤的工具，就是要在國際關系中大搞單邊主義，一切由自己說了算，把本國利益淩駕于全球利益之上，為一己之私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訴諸戰争等令人發指的霸權主義行徑！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在我們今天的新全球化時代，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邪惡行徑，是完全與代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要真正實現“普世價值”，就必須通過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來打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搬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這塊“絆腳石”。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普世價值”的實現道路
新全球化時代的“普世價值”不是人的抽象的“類”本質的回歸，也不是單純從“善良意志”出發的軟弱無力的“愛的宗教”，而是以現實經濟運動為基礎的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衆反抗資本奴役、實現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共同呼聲。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共産主義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适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産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從現有的前提産生的。”[36]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就在于在曆史發展的現實過程而不是在頭腦的臆想中具體地分析和考察人的自由和解放問題，并從當下的現實曆史前提條件出發，訴諸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化實踐，由此既達緻了對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曆史的、現實的科學理解，又找到了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等“普世價值”目标的現實道路。
依筆者所見，馬克思所指稱的“現實的運動”，作為改造世界的革命化實踐，包括兩個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發展生産力的社會勞動，籍此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确立人的主體地位；二是在相應的生産力條件下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籍此确立人們在社會關系上的主體地位。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世界曆史性事業來說，這兩個方面是不可或缺而又内在統一的。首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同生産力的高度發展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隻有在生産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全體社會成員一緻地合乎人所應有的發展才有可能，每個人全面發揮他們各個方面的才能才有可能，反之，當人們還不能滿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的時候，根本談得上什麼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發展。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現隐蔽地存在着無階級社會所必須的物質生産條件和與之相适應的交往關系，那麼一切炸毀的嘗試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為。”[37]20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内一系列原本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通過革命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為人類和平和解放事業作出了曆史性貢獻，但它們在建國後往往忽視生産力的發展，始終沒有夯實社會主義大廈賴以支撐的客觀物質基礎，最終遭受了曆史性的挫折，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是太深重了。其次，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發展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曆史偉業，它既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皈依，又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條件。反之，如果幻想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存框架内尋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則無異于與虎謀皮。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化生産力和豐富的社會關系，對人的解放曾經起到過曆史性的促進作用，但是，由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所決定，人不可能在異己的物化社會關系中獲得真正獨立和徹底解放，而隻能淪為商品、貨币和資本拜物教的奴隸。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國在其制度框架内進行了一些改良，客觀上也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但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人、奴役人的本質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相反，它對人的剝削和奴役變得更加隐蔽、更加深重，人的異化從經濟領域的物質異化發展到工具理性、科技意識形态和文化、習俗、大衆傳媒等方面的精神異化，“在這個世界上，人的關系所能占有的一切自然的形式，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質所可能發揮的一切方式，無不日益納入這一物化過程中去。”[38]其整個社會生活領域都呈現“非人化”的特征，異化的程度也進一步加深。對此，西方後現代的思想家們曾作過多方面的深刻批判。
從中國社會的曆史和現實看，鴉片戰争以來，我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廣大人民過着饑寒交迫和毫無自由、平等、民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39]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争，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它為我國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發展掃清了障礙，提供了現實的制度保障。但是，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發展是一個通過社會主體的自覺努力來不斷實現的曆史過程，它不可能通過革命來“畢其功于一役”，相反，構成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發展之基礎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隻能靠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實踐來不斷解決。建國以來，在人道主義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上，我們曾出現過一些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誤區。從理論上看，很長一段時間内，不少人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與階級鬥争和無産階級專政學說對立起來，并不恰當地把人道主義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視為資本主義的“專利”，視為“修正主義思想”而列入“大批判”之列，客觀上對人的解放和發展、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産生了消極影響。從實踐上說，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習慣于把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産主義新人”理解為一個政治—道德概念，不是通過生産力的發展，而是企圖通過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的不斷革命、通過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争來實現對人的思想改造，并借此“跑步進入共産主義”，最終釀成了“大躍進”和十年“文革”的悲劇。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科學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國情，領導黨和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性航程，與此同時，他又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曆史性任務，這就把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全面發展問題曆史地置于社會發展具體條件和現實基礎之上，從而開辟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道路。誠如江澤民所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着眼于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着眼于促進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40]這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建設之人文本質和價值目标的準确揭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人擺脫來自自然和社會的外在強制力量的束縛而獲得自由全面發展；同時，現代化并不是一些單純的物質指标和一串枯燥乏味的量化數據，其過程和意義均是由活動着并且在活動中逐步改變着自身的人們來确定的，現代化的主體是人，關鍵是人的現代化即在現代化條件下實現人的素質和能力的全面提高，現代化是為了人而且依靠人的，沒有人的現代化、沒有人的全面發展，現代化就既無可能，也無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發展過程中不少地方曾出現如下一種偏向：把發展片面歸結為經濟發展，把經濟發展片面歸結為GDP和财政收入等數量的增長，而忽視了發展的“屬人性”，并由此帶來一系列比較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提出并實施了以人為本原則的科學發展觀，強調在現代化建設中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41]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曆史性實踐中實現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世界曆史性偉業的成功推進，必将繼續譜寫我國人民自由全面發展的曆史新篇章，并為新全球化時代“普世價值”的實現開辟現實的道路。它猶如一盞明燈，為追尋“普世價值”、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而這正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現實的、真正的并将最終在全球實現的大寫的人道主義！
（張曉東，男，1969年生，哲學博士，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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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②]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
[④] 《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頁。
[⑤] 德裡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此處“文學”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等。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
[⑨] 江明武主編：《周恩來的曆程》（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頁。
[11] 轉引自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之《編者的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12] 孔漢斯、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第1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孔漢斯、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第17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 孔漢斯、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第1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參見孔漢斯、庫舍爾編：《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 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8頁。
[17] 錫德尼.維伯、比阿特裡斯.維伯：《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6頁。
[18] 轉引自徐崇溫著：《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頁。
[1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頁。
[20] 郭廣銀：《倫理學原理》，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
[23] 《列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頁。
[24] 《列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頁。
[25] 黑格爾：《美學》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59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
[3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106頁。
[38]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頁。
[39]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頁。
[40] 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頁。
[41]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