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研究，已經成為當前國内學界的一個學術共識。但在具體深化路徑的探索方面卻存在相當的難度與複雜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部分學者開始轉向對國外學者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狀況的關注，希望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譯介和批判的基礎上“為我所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等單位最先組織開展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譯介工作，李君如、石仲泉、許全興、蕭延中、葉衛平、畢劍橫、陳葆華等一批學者較早關注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成果方面，除了各家刊物零星發表的譯文與概況介紹外，中央文獻出版社内部發行了十輯國外毛澤東研究叢書，特别需要強調的是蕭延中在1997年主編了四卷本的《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将這一時期的已有譯作以及部分國外最新文獻結集出版，為深化國内對西方毛澤東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來源。
筆者在本文中試圖根據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毛主義”概念内涵的演化曆程，結合西方學者對此領域研究成果的自我反思，對他們的研究思路進行分析與梳理。筆者認為，國外毛澤東研究主要是在以下兩大路向上展開：一是從“文字表面的事實”與“文本深度結構”的維度出發去“還原”一個本真意義上的毛澤東；一是從“讀者中心”的立場出發，對毛澤東的文本與實踐做“擴張性”解讀。如果說第一條思路還是力圖客觀再現毛澤東本人的哲思軌迹和認知結構的話，那麼後一條思路則表明：“毛主義”在當代已經越來越成為左派思想者表達自己獨特理念的一個“象征物”，更多地具有解釋學意味。由此“兩大路向”出發，筆者嘗試引出西方學者閱讀毛澤東的三種模式，即：經驗主義閱讀、深度閱讀與擴張性解讀，并對三種閱讀模式與西方“毛主義”概念的生成機制做批判性探讨。
一、經驗主義閱讀：“毛主義”在政治夾縫中的最初生成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邊倒”，導緻美國“丢失去中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33頁。）導緻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因此，這一時期美國“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功能性特點就是為政府提供政策咨詢。這一領域的學者最先開始面對毛澤東的文本。在其内部争論中各方都采用了經驗主義的文獻閱讀模式互相駁斥對方觀點，認為隻要進行廣泛的閱讀就能把握“毛主義”的實質，從而用毛澤東著作中的原文作為評判各種不同解釋的客觀标準。這樣一種對于毛澤東文獻的閱讀，其特點是強調文獻的完整豐富性。比如檔案文獻的搜集整理，以期用增加最新材料的方法來推進研究的深入。這當然是很有意義的。在這一閱讀模式下，國外學者完成了大量的具有“填補空白”性質的文本搜集與考證工作。同時，這一模式的缺點也很明顯。即，它認為，在文獻面前，研究者可以對文本的意義具有絕對所有權和控制權。他們賦予毛澤東的文本以崇高的地位，認為文本是毛澤東寫就的，其意義也就是毛澤東寫作時所賦予的意圖，此外的任何增補都是一種修正和歪曲。這種經驗主義的閱讀模式在本質上屬于傳統的知識論範疇，其政治上的直接後果就是可能會導緻某種程度的“教條主義”。
“‘毛主義’這一術語，是西方人，或更準确地說，是哈佛的學者們為了方便而随手創造出來的。”（ 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持自由派立場的一批哈佛學者最先使用“毛主義”概念，其初衷是為毛澤東勾畫一幅不同于所謂極權主義領袖的思想肖像，強調毛澤東思想中的“非馬克思主義”因素，以表明中國革命不是蘇聯和共産國際的“陰謀”。這一工作在1951年由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者施瓦茨（B.Schwartz）在其《中國共産主義與毛的崛起》一書中最初完成。“毛主義”概念的提出，試圖說明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是不同于馬列主義傳統的又一種“主義”。施瓦茨認為，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是中國社會現實生活與傳統文化的獨特産物，它與馬列之間并非是“一脈相承”的。但是，他卻由此出發把毛澤東的思想與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把中國特色絕對化，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不過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對于“麥卡錫時代”的美國社會而言，提出“毛主義”概念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具風險性的。因為這一概念不僅具有濃厚的學術意味，而且還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這尤其容易引起右派的敏感。比如美國學者威特福格爾（K.A.Wittfogel）就曾明确指出，所謂“毛主義”的說法不過是一個“傳說”（K.A.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頁。），毛澤東完全是照抄照搬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此可以斷定中共與蘇共是一家。這樣一來，便形成了以施瓦茨為首的哈佛學派與右派之間的争論。即所謂的國外毛澤東研究四次大的論戰中的第一次。
就争論各方來看，他們對“毛主義”概念的理解，也就是對毛澤東思的思想及其來源進行性質定位主要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理解。正如費理察（R. M.Pfeffer）所指出的“為了深刻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我們必須努力理解馬克思著作”；（《外國學者論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頁。）二是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三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但是，由于他們都停留在文字表面的閱讀，所以，就漫化般地勾畫出了作為“經濟決定論者”的馬克思和受中國唯心主義傳統深刻影響的“唯意志論者”的毛澤東。各方都滿足于對馬列文本、中國傳統文化和毛澤東著作做文字表面的閱讀與理解。為了在這些著作群中找出不同點并努力形成不同的乃至對立的解釋，結果各方都運用不同的原文和“語錄”來加強自己的觀點。
在這一背景下，文獻研究，特别是文獻的搜集、考證與整理的工作就顯地格外重要。一部分學者較早進行了毛澤東文稿的選編工作，比如美國的施瓦茨等人編輯了《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1921-1951）》、施拉姆(S.Schram)編輯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談話與書信集（1956-1971）、陳志讓（Jerome Chen）選編了《毛澤東著作：選集與書目》；日本學者竹内實在《毛澤東集》及其《補卷》中，用中文以二十卷的篇幅整理出版了1912年到1949年期間的毛澤東文稿；德國學者馬丁也用中文與德文主編了七卷的《毛澤東文選》，等等。總之，他們在這一階段相繼用多種文字（主要是中文）出版了他們所能找到的并自認為是可靠的、第一手的毛澤東文獻集。但是，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畢竟隻是展開研究輔助性手段，不能代替思想史的深層探讨。這是因為，如果說原文中的中立的“文字事實”可以作為不同解釋之間孰優孰劣的“終審法官”，那麼，現在由于對立雙方皆以經典文本和最新文獻為依據，使得讀者作為“受衆”一方不知所措，無法判斷哪一種解釋是正确的。因此，“毛主義”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它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怎樣？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地說明。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毛澤東本人著作的複雜性，這導緻了關于毛澤東著作文本存在着解釋的“合法性”問題；另一方面，做為定位參照系的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本身也各自存在着解釋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國外“中國研究”領域對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判斷很難對讀者真正具有說服力。
對西方毛澤東研究者而言，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加以定性與評價的确是不容易的，因為這往往需要一定的理論前提做為支撐。也就是說，這個問題的解決與回答直接取決于研究者對如下問題的讨論與判定：首先，什麼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性質是什麼？什麼馬克思主義當中“變”與“不變”的東西？評價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的标準是什麼？以上幾個問題主要解決的是一個“參照系”問題。當所有研究者在參照系界定問題上還存在着分歧時，就無法判斷研究者之間在其成果上的異與同。其次，從發生學認識論意義上講，研究者先在的“認知框架”對于他們所進行的關于毛澤東文本的閱讀有什麼樣的影響？每一研究者都不可能是“鏡像式”地去反映和觀察客體，研究者先在的認知背景毫無疑問會“潛入”所謂中立的、客觀的認識中。第三，具體曆史語境在闡釋毛澤東著作時是否是極為重要？等等。這些理論前提的準備無疑是相當複雜的。從經驗主義閱讀模式出發，許多研究毛澤東的文章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些關鍵性的理論問題，而當他們在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基本上是“非理論”的論述時，卻往往又顯得那樣過于獨斷和自信。
由于沒有确認和說明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特定解釋的理論前提，從而導緻研究者各自獨斷地維護自己的解釋，獨斷地抨擊與自己對立的解釋。由此得出的一個重要推論是：你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是錯誤的，因為它不符合我的設定，而我的闡釋符合這種設定，因此我對你錯。在這裡，經驗主義閱讀模式無法解釋的是，“為什麼某些人的經驗比其他人的經驗更可靠？”（裡普·巴爾克利：《論〈實踐論〉》，《激進哲學》1977年秋季第18期，第1頁。）由此産生的後果是便是，研究者會因為彼此不同的“事實”而發生争執。這種做法不僅是獨斷的和循環論證的，而且使毛澤東的研究者遠離了更為重要的任務，即在闡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必須對作為這種闡釋之基礎的設定加以陳述和說明。
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K.Nick)在對這一領域研究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敏銳地指出，這種在缺乏明确理論思考與理論準備的情況下所做的研究，其基礎就是一種經驗主義認識論。（尼克·奈特：西文毛澤東研究：分析與評價，《毛澤東思想研究》，1989年第2、3、4期。）其根本缺陷在于，它認為研究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隻須借助于對經驗事實的客觀考察即可完成。比如美國學者施拉姆堅持認為，對毛澤東原著文本可以做到真正的、純粹客觀性的理解是可能的。（《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235頁。）在尼克·奈特看來，這必然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使得研究者以為通過直接面對文本“事實”，便可以客觀地說明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對研究者來說，文本閱讀毫無疑問是相當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離開文本閱讀而進行的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诠釋是抽象的和非曆史的。但是，僅僅停留在經驗層面上的閱讀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如果從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視野出發，那麼，由此得出的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闡釋無疑會在較大程度上産生分歧。這也就客觀上導緻了施拉姆、特裡爾等第一批毛澤東研究學者的學術成果隻能停留在“政治傳記”的層次上，停留在編年史的層次上，而沒有觸及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深層邏輯結構。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引入嶄新的理論資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經驗主義在毛澤東的研究領域所導緻的最為嚴重的後果即是理論的貧乏。（《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頁。）
針對這種經驗主義的閱讀模式，法國學者路易·阿爾都塞早在《讀〈資本論〉》中就已經進行了批判，并指出其根本缺陷所在，即經驗主義的閱讀方法含有這樣一種假設：從字面上閱讀著作的表層意思足以揭示作者的原意。但它沒有認識到，著作作為一種複合結構是由許多層次的潛在意義構成的，隻關注著作表層意思的經驗主義讀者将無法讀出著作的潛在含義。我認為，在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最早從經驗主義認識論這一方法論基礎對西方毛澤東研究進行了思考，這是該領域最為深刻也是最為清醒的方法論反思，它直接開啟了西方毛澤東研究從經驗主義模式通往深度解讀模式之門。
二、 “中國研究”與“毛主義”深度解讀模式的形成
二十世紀60年初中蘇分裂的發生，導緻所謂中國革命的“陰謀說”不再具有意義。蘇聯的陰影不複存在，社會主義陣營也不再是“鋼闆一塊”。由此導緻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所使用的“毛主義”概念之政治意味進一步淡化。由于中國問題不再具有濃厚意識形态色彩，這使得“毛主義”得以進入學術話語批判的場所，“毛主義”的研究也就越來具有學術思辨傾向。部分學者開始自覺地在研究中引入新的理論資源，用更為直接的和自覺的理論方法去研究毛澤東的著作。其實質是開始探讨“毛主義”文本背後所特有的“問題框架”與“意識形态”，（阿爾都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第26頁。）開始注意與毛澤東的第一手文本保持距離，不再迷信于毛澤東文本在文字表面上的事實，而是将毛澤東的思想置放于更為廣闊的思想史背景中，以期凸顯“毛主義”文本的深層邏輯實質，從而在本真意義上“還原”出毛澤東的思想肖像。這一閱讀方法受結構主義的影響，頗類似于“本文中心”式的閱讀模式。這一部分學者的治學态度總體而言還是比較嚴謹的，他們收集并使用了大量毛澤東本人的文獻史料，在其研究中也沒有嚴重脫離毛澤東的文本與曆史實踐，從而與“擴張式解讀模式”劃清了界限。
基于對經驗主義閱讀模式的批判，一部分學者開始運用深度解讀模式在“毛主義”研究領域試圖“重新提問”，他們提出問題的角度，一般來說不是停留在現象層面上對曆史文本進行簡單定性，而是堅持追求一種深度解釋。換句話說，就是對文獻文本與曆史行為所顯示出的現象進行理性解析，盡可能透過現象去發掘出文本中内含的意義。深度模式不同于經驗主義模式的根本之處在于，它試圖超越傳統經驗主義的，或者是“政治傳記式”的研究模式，更為自覺地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嶄新的理論分析模式，從而強化了閱讀與認知主體在自身知識結構與觀察視野方面的更新。
在60年代關于“毛澤東思想的第二次論戰”中，“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左派學者，比如費理察、沃爾德(A.Walder)、韋克曼（F.Wakeman）等人對自由派的“毛主義”概念的加以批評與修正，認為施瓦茨、施拉姆、邁斯納(M.Meisner)等人為了強調中國共産主義的獨創性從而把“毛主義”從馬列主義系譜中獨立出來的做法，是一種思想方法上的機械論，在學理上很難站地住腳，理由是它無法解釋說明1921年以來在中國本土發生的諸多曆史事件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邏輯關聯。他們從重讀馬克思出發，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還是當作一種科學方法？從而強調了“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層面的同質性。這一做法直接觸及到了這一論戰中雙方必須共同面對的核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左派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中，首先引入的理論資源就是早期歐洲“新馬克思主義”（比如盧卡奇、葛蘭西等）。受其影響，左派學者開始對經濟基礎在曆史過程的因果聯系中的絕對統治地位産生疑問，希望能對馬克思主義給出一種重新解釋，以不同于斯大林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框架。我認為，這是國外學者在毛澤東研究領域引入理論資源，構建深度研究模式的開端。
接下來，J.B.斯塔爾的《毛澤東的政治哲學》 與“社會心理學派”的心理還原主義作品都體現了這樣一條為毛澤東研究引入理論資源的思路。斯塔爾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以西方政治哲學的體系和模式做為參照系，從薩特的存在主義、韋伯的功能主義等角度出發重讀毛澤東。盡管這一研究還比較表面化，但畢竟是開啟了理論研究的新思路。
在20世紀的60-70年代，美國漢學界的“社會心理學派”的學者們，比如盧西恩·派伊（L.Pye）、理查德·索羅門（L.Soloman）、羅伯特·利夫頓（R.Lifton）等人，則嘗試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引入毛澤東研究領域。應當說，這也有利于彌補經驗主義研究模式在理論資源方面匮乏的狀況。類似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弗洛伊德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心理學派”試圖超越傳統關于社會曆史的宏觀認識圖景，強調毛澤東的個體心理機制及其性格特征在社會運動中的影響力。這一點當然是具合理性的。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并不反對和否認個人，特别是英雄人物和偉人的性格特征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前提是必須承認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矛盾的根本運動機制和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基本原理。對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耶基莫娃較為明确地指出，研究“毛主義”産生的客觀條件時，不能忽視心理因素對毛澤東的影響，除了客觀根源與條件外，毛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主觀因素，換言之，依賴于作為“毛主義”思想體系的主體與代表者的毛澤東的個性。（《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2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頁。）實際上，心理曆史分析并不要求取代傳統的曆史分析，而是意在以弗洛伊德關于基本心理結構的無意識理論來研究個體與社會集團的無意識動機。社會心理學派的學者們的主要興趣在于通過毛澤東的無意識結構與精神生活機制把毛澤東與他那個時代的人民群衆聯系起來，以考察領袖的個體心理與其生活時代的社會心理之間的關系，這的确是一個“真問題”，是對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進行“重新提問”的一種重要嘗試。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于他們在心理學上的“還原論”把社會原因還原為心理上的原因，忽視了客觀因素對“毛主義”的影響，并且唯心地誇張了人格在曆史上的作用，把毛澤東的主觀心理經驗絕對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曆史觀上陷入了唯心主義，根本忽視了“毛主義”形成的特定社會曆史語境。
閱讀毛澤東，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要面對在毛澤東長達60年的文字生涯當中完成了大量的個人文獻。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中，随着曆史背景的遷移，毛澤東的思想觀點經曆了不斷的變化。在解釋他的全部原著時，經驗主義閱讀模式與深度閱讀模式的共同點在于，一緻認為還原出本真意義上的毛澤東是可能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強調應當把毛澤東的生涯和思想階段化，并在發展中尋求連貫性；後者則強調可以把全部文獻當成一個統一的文獻整體，并可以從中抽取出代表了毛澤東思想精髓的觀點來。美國學者韋克曼就屬于後一種類型，他認為，毛的青年期與成熟期之間的連續性比非連續性或發展更為重要。在他看來，“思想的産生一般會受到行動者本身通常幾乎意識不到的某種假設的理論框架的支持。這此假設及其起源往往能被當事人意識到并直接描繪出來，尤其是在當事人理智地反省時是這樣。因此，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必須以更加廣泛的宏觀的思想史研究為基礎。”（《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4-625頁。）深度解讀模式要求研究者與毛澤東著作文本要在閱讀中保持一個适中的距離。也就是說，毛澤東本人思想肖像的勾畫并不是可以直接從他的著作文本的表面事實中就可以獲得。必須将毛澤東及其“主義”置放于中西思想史的大背景中，這就很類似于阿爾都塞“症候式閱讀法”中總問題的轉換，或者是“問題框架”的變更。在這裡，以經驗主義為認識論基礎的視覺模式失去了對認識特權的占有，而科學認識的條件則是“問題結構”的轉換。閱讀之後得到什麼，不是由主體的視覺決定的，而是由問題結構決定的；主體隻是這種結構功能的承擔者。
由于前一階段研究從經驗主義的閱讀模式出發，導緻在關于“毛主義”性質地位問題形成的衆多分歧與争論很難獲得解釋，因此，“中國研究領域”部分學者開始意識到必須深化“毛主義”研究，試圖構建自己的理論。于是，西方學者在毛澤東著作閱讀的方法上實現了極為重要的結構主義轉向，即從具體結論的層次轉向深層的“問題框架”。從文本的表層與字面含義深入到文本的深層邏輯框架，以揭示“毛主義”文本與實踐的“意識形态”。在此階段，與上一階段同質的地方在于：他們也相信對毛澤東文本進行真實地理解是可能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認為毛澤東的著作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隻有研究者深入地研究毛澤東的著作，才能揭示文字背後的真實意圖，從而揭露出作者創作時特有的“總問題”和“意識形态”。這是一種“深度研究模式”。矛盾的是，這樣一種“再現”模式由于強調閱讀與研究的客觀性，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削弱讀者的作用，從而掩飾讀者分析的意識形态基礎。這種研究模式傾向于把毛澤東的著作看作是具有某些明顯特征的、類似于列維·施特勞斯傳統的一種結構，認為著作是具有确切特性的客體，這種客體必須通過分析加以識别，并依據這些特性來加以界定。而且這種客體一旦創造出來，就具有了“水晶體”一樣的堅固性。（《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
三、“毛主義”的擴張性解讀：60年代精神的當代重溫
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社會無可奈何地進入了一個“學院化”、“話語化”的時代。宏觀政治經濟層面的階級革命無法實現，不得已轉入了微觀多元的文化革命與日常生活革命的時代。在這一背景下，第三世界視域中的“毛主義”洗去塵埃，改頭換面重新出場。因此，首先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重讀毛澤東。其實這一工作早在1952年毛澤東的《矛盾論》公開發表以後，就已經引起了部分西方學者的關注。法國學者阿爾都塞甚至受此啟發，創作了“矛盾與多元決定”和“關于唯物辯證法”兩篇文章；（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80年代，詹明信與德裡克重讀“毛主義”當中的文化革命理論，欲圖重溫西方“六十年代”精神。其中德裡克甚至把毛澤東與葛蘭西加以對比，認為二者在意識形态與領導權問題上産生了共鳴。詹明信強調了第三世界為第一世界提供的象征性意義，把“毛主義”當成是一個現代主義的“異國情調”（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頁。）。這是“毛主義”研究的一種“讀者中心論”（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模式或者是“擴張性解讀模式”。作為“象征物”的“毛主義”更多地具有了解釋學意味。從這個角度出發，這一部分學者對西方60年代精神重新加以定位，從第三世界的現代性重建的意義上重新評價文革與“毛主義”。我認為，真正讓西方學者感興趣的并非具體的毛主義本身，而是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創造的政治領域的“新修辭”。比如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對立變成了資産階級與革命的對立，新的政治判斷标準也就從階級和黨派轉移了個人生活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學者并非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的工作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一直被認為是較為次要的，沒有對毛氏研究的主流構成影響。
在西方學者看來，如果說在50年代毛澤東的理論特色還不夠清晰的話，那麼60年代中期以後文革的發生則使毛澤東的理論特色得以彰顯。中國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革命運動部分地與68年西方學生運動産生了共鳴。在20世紀的六十年代，在這樣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全球能量釋放的時刻”，“毛主義”一下子成為所有重要而嶄新的意識形态之一。一個“在中國發現世界”的思路在西方學者的現代性思維中發出了格外清新的聲音。“毛主義”在68年西方學生運動的大背景下被重新解讀并生成嶄新意義。一時皆認為“毛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思與批評領域具有了重要标志性與象征性，使得毛澤東本人與馬克思、馬爾庫塞一起成為學生運動的“導師”。過去那個隻是有着狹隘地域性的民族主義的“毛主義”一躍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毛主義”。“西方中心論”視域中的“毛主義”從此進入了左派學者的全球性批判視域。中國問題的解決不再隻具有東方中國意義，而是涉及了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也就是說，一些學者認為“毛主義”不僅探讨了中國現代性的“出場路徑”問題，而且對全球範圍内的現代性反思也是有意義和價值的。
很明顯，在這一階段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對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革命”的評價。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受“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美國左派學者費理察在論證毛澤東的革命戰略與馬克思主義關系時，突出強調了“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重要性，認為在“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毛澤東的偉大改革。甚至認為，假如馬克思處在中國的50年代毛澤東的地位，在生産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後，也會搞繼續革命。在論證毛澤東關于無産階級專政思想是與馬克思主義一緻時，利用了姚文元的觀點，說：“資産階級法權的存在是新資産階級分子的重要經濟基礎。”（《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四次大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他們無意于區分科學的毛澤東的思想與“極左”思想之間的界限，在反駁對方觀點時常常出現不分場合地用馬克思的早期思想來解釋毛澤東晚年某些錯誤理論的做法。
但是，随着中國國内在80年代初期對文革評價的形成，這一領域的相當一部分學者否定并放棄了自己的觀點。盡管與1968年前後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們也曾把“毛主義”引為“同道”。但是由于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與十一屆六中全會《曆史決議》的形成，再加上後來“蘇東解體”與柏林牆倒塌所形成的鮮明對比，導緻西方“毛主義熱”迅速降溫，對于“文革”的評價也迅速發生逆轉。不少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之外的批評家，比如理查德·羅蒂把毛澤東與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相提并論，認為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治療比疾病還糟糕”。丹尼斯·布魯德沃思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位老人發動的，這位老人的“浪漫主義，他關于人和道德力量的理想主義，他對陰謀詭計的愛好，他對外國人的厭惡和對知識分子的蔑視，都意味着一種緻命的不成熟”。（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頁。）多數國外毛澤東研究者在此時大都認為，文化大革命純粹是毛澤東為達到個人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即在高層領導權力的鬥争中消滅政敵的工具，而且在毛澤東看來是“黨内走資派”的那些官僚們則都是清白無辜的受害者。所謂的“普遍民主”不過搗毀了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法律和機構。因此，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規劃不過是要剝奪人們選擇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權利。
在當代西方，如果說“毛主義”做為一種政治熱潮正在不斷衰落下去的話，這對冷靜的學術思考與理性反思或許并不是什麼壞事。一部分西方左派知識分子，比如曆史學家莫裡斯·邁斯納、阿裡夫·德裡克以及弗裡德裡克·詹明信這樣的“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卻沒有跟随關于“文革”的否定性評價這一潮流。相反，他們堅持認為應當重新從積極肯定的角度評價“毛主義”與“文革”。他們不滿意東西方國家對于“毛主義”的判斷與處理方式，認為“當下遍及世界的宣傳攻勢要把“毛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加以斯大林化，從而敗壞其名譽。”（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395頁。）在這一部分學者看來，文革時期的“毛主義”當代意義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後發的現代化國家來說，“毛主義”是極富号召力的。毛澤東在取得合法政權以後無論如何都不同于封建帝王，絕不能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解成封建主義的曆史傳統。他所進行的實踐也絕不是俄羅斯民粹主義或是傳統農民社會主義在當代複辟。或者說，物質生産在社會生活中的必然性與基礎性地位在毛澤東的思想結構中從不曾缺失。社會主義改造與後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甚至包括再後來的“文革”，這些曆史事實都不能說明毛澤東就是一個“唯意志論者”。原因在于，毛澤東的這些“嘗試”與“開拓”是對第二國際包括斯大林時期的“經濟決定論”與“機械決定論”的一種反撥。或者說，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現代化從來都是毛澤東所追求的目标，隻是毛澤東看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現代性“建構”過程中存在的種種缺陷，而不願重複西方的“現代性一般”。正是由此出發，他們認為，毛澤東發自内心地希望在中國本土構築起一種嶄新的、别樣的、自己的“現代性”。其最終理論旨歸在于使中國從标志西方現代性的資本結構中脫鈎，從而試圖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一項偉大的破除西方現代性模式的反霸權議程。
其次，對于第一世界國家，主要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毛主義”同樣是極富魅力的。這是因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其目的在于試圖避免“科層社會”所帶來的官僚主義，試圖發現和加強幹部與群衆的聯系方式，發動群衆監督官員，發動群衆參與決策，防止産生新的官僚階層。從而破除社會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并力圖“使國家恢複活力，更新社會關系的烏托邦欲望”。（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而這些問題恰恰也是第一世界國家在當代同樣面臨的新情況與新問題。由此，在不少左翼學者的心目中，由于毛澤東抓住了當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與道德問題，從而決定了毛澤東做為偉大的哲學家與戰略家的地位。同樣，“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執着追求平等、民粹和共産主義道德理想的最重要的、最具創新意義的嘗試和範例。這也就是所謂的“在中國發現世界”。
通過以上的描述與分析可以看出，持擴張式解讀模式研究者主要不再是試圖尋找毛澤東著作文本背後的表面或深層的本質，而是強調讀者在文本面前的創造性和主動性。（艾柯：《诠釋與過度诠釋》，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頁。）如果說國外毛澤東研究在其最初形成時期還是力圖客觀再現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軌迹和認知結構的話，那麼在當代它越來越成為左派思想者表達自己獨特理念的一個“象征物”，更多地具有解釋學意味。讀者在毛澤東的著作文本面前并不是消極被動的，讀者每一次有創見的理解都會賦予“毛主義”概念以新的意義。讀者的這些理解在閱讀毛澤東文本的過程中導緻了對不同的側重點的強調，産生了不同甚或是尖銳對立的解釋。持擴張性解讀模式的學者認為，從解釋學的角度出發，在文本面前，任何一種閱讀都不得不與解釋的主觀性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語言及其運用本質上是理論性的，詞語、概念或段落的意義源自讀者的推理，而不是文本固有的含義。因此，所有對毛澤東的理解都隻能是可供選擇的、并無特殊地位的解釋，而不是具有經驗正确性和内在有效性的解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尼克·奈特指出，對毛澤東著作文本及其具體實踐的“閱讀”不是也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在意識形态上也不可能是絕對中立的。解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隻能是一項意識形态領域的活動。（《外國學者論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頁。）因此，“客觀地考察事實”是不可能的，這隻能是一種模糊的或才是肆意的誤解。對于這一部分學者來說，必須承認并闡明隐含于閱讀中的推理性假設，而不是無益地倡導閱讀的客觀性。
在這裡，對于毛澤東的“閱讀”就不再是要尋求對真實曆史語境中的“毛文本”本意的确切理解，而是每一“讀者”将自身的理論框架置入“文本”理解的過程，從而賦予“毛文本”以活力，并揭示出它的含義。“讀者”遠非“作者”本意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動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這樣一來，“讀者”從個别“文本”中就能獲取多重意義，每種意義都體現了“讀者”理論框架的作用。在我們看來，這當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導緻對于毛澤東著作文本及其實踐的誤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當一部分西方學者沒有看到、也不願意看到文革“災難深重”和反人道的一面。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确的是，進入西方學者視野的“毛主義”并不需要分擔對中國現實理論與實踐負責的承諾。或許在中國不具備合理性的東西，卻有可能在西方社會産生重要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詹明信等人對于文革的當代反思确實有點“借他人之酒排解自己胸中積郁”的味道。這一部分學者理論的形成，無疑正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權力結構的否定性産物，“其理論上的有效性和說服力，其方法上的示範意義來自（但僅僅來自）對西方社會現實和思想傳統的現象上的分析、曆史層面上的把握和學理上的批判”。（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思想封閉症》，《中國與世界》2000年8月号。）正如我們不能相信西方人對中國的指指點點一樣，我們也不好苛求西方學者視野中的“毛主義”為中國曆史做出承諾。
四、一個簡短的評價
在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施拉姆、尼克·奈特、韋克曼、斯塔爾等學者都做過符合西方學術規範的反思。我認為，其中最富深度和啟發意義的是尼克·奈特的兩篇論文：《西方毛澤東研究：分析與評價》（《毛澤東思想研究》1989年第2、3、4期）和《毛澤東研究領域中的經驗主義和叙述方法》（《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1986年7月第16期）。在這兩篇文章中，尼克·奈特從方法論反思的角度隐約提出了“經驗主義”、“唯理主義”和“讀者的作用”這樣三種關于毛澤東文本的閱讀模式。可惜尼克·奈特本人并沒有沿着這一條思路深化下去，從而明确提出關于模式劃分的問題。基于此，筆者在本文中嘗試從尼克·奈特的觀點出發，明确提出毛澤東著作文本閱讀的上述“兩大路向”和“三種模式”。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學者通過學術反思與批評，在保留觀點上分歧與沖突的同時，也形成了彼此之間的吸收與融合。就具體的研究者個體而言，已很難将一個學者完全劃歸某一模式。
通過對以上三種閱讀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前兩種模式盡管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屬于同一種研究路向，即試圖在真實的曆史語境中“還原”出一個本真意義上的毛澤東。應該說這一路向的出發點是可貴的。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曆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關系以及認識與實踐關系的基本原理。相信通過對“毛文本”的曆史性解讀，可以給出一個本原意義上的毛澤東。就第一種閱讀模式而言，它的特點是長于經驗考據，短于理論思辨。這一模式過分強調結合具體背景讨論“毛主義”概念的内涵。它主張用分時段的方法來考察毛澤東的思想，重視思想發生與轉變的曆史性與曆時性。持這一模式的許多學者在文獻考據方面的成功具有重大“填補空白”的意義。但是由于這一模式以樸素的經驗主義認識論做為理論前設，導緻這一領域研究對方法論資源重視不足，使得研究者們對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彼此不同的诠釋與理解，而不是靜下心來去思考有關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評價問題上的種種對立解釋的理論正确性和有效性。在他們的批評與反批評之間，讀者無法确定誰對誰錯，因為這一模式下所引發的争論僅僅表明卷入其中的研究者之間的觀點并不完全一緻，僅此而已。對于第二種閱讀模式來說，它試圖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在“曆史現象”背後揭示出“毛主義”的“本質”或者是“文本”的深層邏輯框架。這一模式的特點是長于理論，忽視曆史。在還原與抽象的過程中存在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傾向。比如說它主張把“毛主義”當成一個連續不變的整體，認為“毛主義”文本的背後有一個具有支配性的深層邏輯框架與“總問題”，從而想當然地把毛澤東的“錯誤”與“正确”聯系起來，甚至是将文革的根源追溯到“兩論”之中。但這一模式的重大意義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比如它從“重新提問”的角度出發，強調了一種“本文中心”的閱讀方法，從而實現了對于“作者中心”的閱讀模式的超越，也為“毛主義”文本的研究引入了嶄新的理論資源，從而有力地深化了我們對于毛澤東著作文本的邏輯實質的把握。
第三種模式的閱讀則屬于另外一種研究路向，即對“毛主義”的擴張性解讀。就這一閱讀模式而言，它的特點是長于解釋多樣性，導緻某種程度的相對主義。這一模式從西方社會本土的“文化多元主義”立場出發對于“毛主義”的重新解讀，從某種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曆史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從而過分誇大了“毛主義”的當代價值。美國曆史學家施拉姆曾經說過：“想象，當然可以是勾畫烏托邦的豐富源泉，并且可以是對研究工作的一種有價值的補充，但如果做為學術研究的主要基礎，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外國學者論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頁。）因此，怎樣避免自己的研究流于脫離曆史實踐與具體文本的“想象”，對于持擴張式解讀模式的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必須慎重與警醒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的是，當代西方學者借助于第三世界“毛主義”的自我批評與現代性的反思，盡管在當代中國并不具有直接的現實性，但其潛在意味與長遠意義卻不可忽視。因為全球現代化進程盡管有空間地域上的區别與時間上的先後之分，盡管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與特殊性，但在同屬于“現代性一般”的意義上，他們的矛盾與問題又不能不對後發現代化國家具有啟示與警示的意味。
根據以上“兩大路向”、“三種閱讀模式”，西方學者分别從不同的角度展開毛澤東及其著作文本及其實踐的研究，并形成了他們對“毛主義”概念獨特的使用方式。以我個人的理解，其各自視角皆有合理性一面。當然，對于他們的缺點與不足也需要我們去做批判性探讨。總而言之，了解國外學者的觀點，有助于國内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拓展思路，開辟新視野和形成新的思維方式，從而推動國内毛澤東思想研究真正走向深入。最後，還必須交待的一點是，把國外學者的“毛主義”研究劃分為以上三種模式隻是出于研究的方便而做的嘗試性選擇，也可以說還隻是一種“大膽假設”，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小心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