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馬克思主義”(Late Marxism)是一個讓人既感到似曾相識又覺得相對陌生的概念。之所以它能夠讓人感到似曾相識，是因為它一下子就讓人聯想到了“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這個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從而将它構想成為與之相呼應的某種馬克思主義規劃。而之所以它又讓人感到陌生，是因為在具體的政治 理論中，它主要是與傑姆遜1990年出版的争議很大的《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諾，或對辯證法的堅持》一書聯系在一起的。在這裡，傑姆遜從20世紀70年代的反對立場走向擁護，将阿多諾的哲學解讀為“晚期馬克思主義”或“90年代的辯證法模型”。然而，他的這一解讀遭到學院派學者的嚴厲批判，認為他不過是在借題發揮，闡發出來的其實是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就是說，在一般的學術讨論中，晚期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傑姆遜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代名詞。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終結之後，傑姆遜已經以自己影響廣泛的理論著作在英語世界開辟了一種新的左派激進學術傳統，晚期馬克思主義也就因此超越他個人的理論思考成為一種思潮的旗幟。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已經對這一思潮進行過簡單的定性描述，現在，我們則要以傑姆遜為中心對它進行更加細緻的界定。
衆所周知，較之于德語世界和法語世界，英語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要薄弱得多，盡管馬克思本人是在英國這個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走向思想成熟的。在這個經驗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世界裡，馬克思主義哲學因為第二國際教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獨裁而遭到廣大左派知識分子的普遍質疑。1956年英法聯軍攻占蘇伊 士運河和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這兩個事件在促使相當數量的左派知識分子向右轉的同時 ，促進了更多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化，新左派運動就此發端。而1956年也就成了這些新左 派在反對共産主義的同時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弗雷德裡克·傑姆遜、佩裡·安德森 、特裡·伊格爾頓、阿裡夫·德利克等晚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當年大多是新左派運 動的弄潮兒或受到這一運動的深刻影響。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了歐陸 多種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複合影響，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尤為巨大和深刻。西方 馬克思主義破除了教條主義的禁锢，使他們得以自由地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通過在 各自領域(文學批評、美學批判、曆史研究等)中的經驗研究重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 學性和合法性。所以我們看到，雖然他們的研究一般都非常實證，幾乎從不簡單重複馬 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現成結論，但卻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堅定地繼承了馬克思以生産 方式分析模式為核心和基礎的理論遺産，并将之運用到一些馬克思沒有充分涉及的領域 ，得出了科學的結論，就此而論，他們應當可以說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的繼承人。
不過，在20世紀60、70年代，他們卻引人注目地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表示了自己的蔑視，認為它是理論與實踐脫離的産物，是一條失敗的邏輯。現在看來，兩者之間的這種分歧并不是哲學的而是政治的，更确切地說是關于革命策略的。由于受第三世界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激勵，這些年青的新左派當時堅信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資本主義的滅亡已經指日可待了，因此，真正革命的行動就是用理論去武裝群衆、去指導實踐，從而讓哲學在自己的世界化中消滅自身。而以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為代表的後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卻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持一種悲觀的預見，拒絕采取行動，堅持讓哲學繼續幸存下去，這自然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一失敗歸根結底是因為它“表現一種挽救自身和哲學化觀念的意圖，使它們擺脫時間上的盲目崇拜，擺脫停滞和持久的視力幻覺”。[1](p.46)也就是說，革命形勢的曆史性高漲強烈刺激了他們的政治樂觀主義，使得他們的注意力聚焦在現實政治鬥争上，被放大了的政治分歧因此遮蔽了他們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傳承關系，并抑制了他們對這一關系的自我意識。
在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傑姆遜和安德森等人其實都忘記追問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面對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勢，阿多諾卻依舊堅持自己的悲觀主義?理論與無産階級政治實踐的脫離固然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但問題的關鍵其實在于阿多諾基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現實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冷靜洞識。在1968年題為“晚期資本主義 ，還是工業社會?”的公開演講中，阿多諾重申了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40年代初對現 實資本主義所作出的經濟學判斷，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按照資本的原則全面組織起來的社會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而且，較之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其危機也将更具毀滅性，但是其“自動的”毀滅卻不再能夠被預期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被管理的社會”中，資本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惟一統治，将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均質同一的整體，隻要人們還是按照資本再生産出來的交換邏輯進行思維，哪怕他們的反抗行動再劇烈，都終将被重新收編為現實的同謀。不幸的是，當時的新左派都未能真切地理解阿多諾的良苦用心。
70年代中後期，随着資本主義的重新穩定，新左派運動開始分化、瓦解，并在1979年英國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上台後正式走向終結。在此前後，上述理論家們都被迫開始像阿多諾那樣回到理論，清理自己因為革命而被暫時擱置在一邊的思想。《政治無意識》(傑姆遜，1981年)、《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内部争論》(安德森，1980年)、《在曆史唯物主義的軌迹中》(安德森，1983年)、《批評與意識形态》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伊格爾頓，1976年)以及《資本的極限》(哈維，1984年)等就是他們進行反思的第一批 成果，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可以将他們歸置到一起的共同基礎即生産方式分析範式。首 先，他們都以某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中介(比如傑姆遜以盧卡奇為中介、安德森以葛蘭西為中介、哈維以列斐伏爾為中介)回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肯定馬克思本 人可錯性的同時強調了其生産方式分析範式的科學性和合法性。其次，他們認同了西方 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的重新闡釋，認為在資本的惟一統治下，從經 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築、意識形态、社會心理到符碼，社會存在的各個層面都是均質同 一的，因此，生産方式分析範式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所有這些領域。最後，他們認為在馬 克思的構架中存在某些“空場”，必須運用生産方式分析範式加以有效地填充。作為後 西方馬克思主義時代一種新的左派激進思潮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就此發端。
就其核心範式而言，晚期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繼承人，而它之所以還能因此被稱為一種新的思潮，則主要是因為它所面對的是與後者所面對的工業性有着巨大差異的後工業性，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在後工業性這個空前複雜多樣的資本主義新形态中的重新集結。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相比，晚期馬克思主義的“新”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第一，它不再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惟一的或者說主導性的左派思潮，而是與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等共處一堂，是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複雜多元的左派理論格局中的一元。第二，在繼承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革命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議程的同時，它更加強調國際主義戰略，這突出地體現在它長期推崇的第三世界“飛地”抵抗上。第三，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态批判為基礎，在與當代資産階級思潮的對話和批判中，它更加強烈地朝着符碼和空間等全新的論域突進，具有一種讓人眼花缭亂的修辭學外觀。第四，它的理論凝聚性低，不再具有學 派的統一性，更多地隻是對一類旨趣、立場和觀點相近的左派學者的指認。
就像我們在開頭提到的那樣，人們現在一看到晚期馬克思主義這個術語就會自然地聯想到晚期資本主義這個更加有名的概念，并把它理解為與晚期資本主義相适應的一種馬克思主義解放議程。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晚期馬克思主義思潮而言，這種理解是完全能夠成立的。可一旦我們深入到這一思潮的發展過程之中，就會看到：晚期馬克思主義術語的出現不僅要比晚期資本主義概念的出現晚很多，而且，它的出現本身還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理論與政治調整。由于篇幅限制，我們将僅就傑姆遜在不同時期對晚期資本主義(der Sp@①t kapitalismus)和晚期馬克思主義(der Sp@①t marxismus)共同的德文詞 頭晚期(Sp@①t)的不同解釋來說明這一點。在1984年公開發表的“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 會”一文中，傑姆遜從曼德爾1972年用德文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中首次引入晚期資 本主義這個概念。對于這個概念，曼德爾和此前的阿多諾一緻強調：盡管當代資本主義 出現了形态上的變化，但其本質和必然滅亡的趨勢都沒有變，不過，在曼德爾斷言它是 資本主義垂死的最高或最後階段的地方，阿多諾卻希望人們看到，它是一個具有頑強生 命力的持久過程。也就是說，對于同樣的Sp@①t，曼德爾強調的是它的即将終結的垂死 性，而阿多諾則突出了它垂而不死的持久性。在80年代早中期的傑姆遜眼中，阿多諾已 然是一個過去時，因此晚期資本主義自然就是資本主義即将滅亡的第三階段。[2](pp.3 3-36)支撐傑姆遜作出這種選擇的是當時尚處于高潮之中的第三世界革命和發達資本主 義世界内部正在展開的新社會運動。然而，随着資本的全球擴張和新自由主義的持續勝 利，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運動終在80年代晚期進入曆史上最黑暗的低潮，這迫使傑姆遜 等晚期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評估當代資本主義、調整自己的理論與政治姿态。正是在這種 背景下，傑姆遜從德語中又一次引入一個新名詞der Sp@①t marxismus，并強調指出， 這裡的Sp@①t不過意味着持久而已。也就是說，現實的發展使得傑姆遜等人被迫退卻到 自己以前曾激烈反對的阿多諾的立場上，承認晚期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晚期 馬克思主義也因而必須是一種持久的當代需要。在對阿多諾的結論性評說中，傑姆遜這 種渴望實踐但卻不得不依舊回到理論的複雜心态得到了最微妙的表達：“在他(阿多諾 ——引者注)自己建構時代精神的旨趣中，完全過時的壟斷資本的學說，在我們自己的 表象缺席的情況下，也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表象，因為它激勵他對這種制度進行了最深 入細緻的探讨，少了些偏執，多了幾分效率，仍然可以為那些因當前無中心的狀況而萎 靡不振的人們樹立榜樣”。[3](p.224)
2002年7月，傑姆遜再次訪華，并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做了一次題為“現代性的神話”的公開演講。這一在我們看來并沒有什麼出奇之處的演講居然在國内學界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有其前鐵杆追随者因此猛烈抨擊他放棄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場，重又引來了西方文化的霸權。對于這一正在上演着的鬧劇，我們目前隻想說兩點：(1)在對傑姆遜連續17年的熱烈追捧中，國内學術界其實并不是真的明白他那深藏在讓人眼花缭亂的後現代修辭學背後的晚期馬克思主義立場；(2)和12年前一樣，傑姆遜這次所調整的依舊是他的政治策略而非基本理論立場。也就是說，在現實曆史發展的驅動下，晚期馬克思主義正在進行新的一輪理論調整，它今後将走向何方，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M].廣州：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2]詹姆遜.文化轉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Fredric Jameson.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M].London:Verso Book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