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談到他在南高師讀書期間，受三位教師的影響最深，其一就是劉伯明，而原因便在于“劉伯明以哲學家而辦學，最注重于教育理想”，“他常說一所大學的辦學，物質方面設備固求完善，但物質較諸精神則居于次位，蓋辦學如無理想，則校舍無論如何壯麗，校具無論如何珍貴，其及于社會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贻害社會，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 劉伯明對教育理想的重視突出地反映在他為南高、東大的學風建設所作的努力上。當時，“每逢開學散學、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别典禮，常有師生一堂的盛會，那時劉先生必親自出席”，而會上，“對于學風問題，常侃侃而談”；并且特地撰寫了《論學風》和《共和國民之精神》等文章，針砭當時學風中的某些時弊，倡導樸茂、求實的學風。劉伯明倡導的樸茂學風，首先強調的是對科學真理的執着追求，他認為，“吾人生于科學昌明之世，苟冀為學者，必于科學有适當之訓練而後可。”而所謂科學之精神，即“惟真是求”。而何為“惟真是求”？他認為，為學必須能“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并指出，“我國古來學者最重節操，大師宿儒，靡不措意于斯。”針對當時知識分子中某些人熱衷于功名利祿的傾向，每逢集會，他在向學生講話時常常申明，“我們的校舍盡管破舊，但我們當保持一種樸茂的精神，不要有銅臭，不可有官氣。” 劉伯明自身也正是這種學風的身體力行者，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積極參加同盟會的活動，擔任過留學生青年會幹事，與章太炎也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後，不少同盟會成員身居政府要職，有人要劉伯明入政府任外交官，劉伯明卻笑而謝之，以後赴美留學。他的同學梅光迪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劉伯明在西北大學，衣服兩三套，絕少新制，其他費用更省，惟書藉一項則不過事吝惜，室中哲學書藉幾奪去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似一東亞病夫之現身，抑知乃系西北大學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也。”而每年暑假，劉伯明都利用起來，到他所羨慕的美國東部大學去參加暑期學習活動。當時，暑假中遷至他校，在中國留學生中雖是“普通風尚”，但不少人所以易校“或純為遊覽”，或是為了和舊友聚會，或是為了追求異性伴侶；“以讀書為職志者亦少數也”。梅光迪還回憶說，有一年夏天，劉伯明到芝加哥大學，“蟄居鬥室，終日習德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煩意懑”，而他看到劉伯明“靜坐讀書，意态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由于學習勤奮，劉伯明在西北大學每年都獲獎學金，他還曾希望到美國東部的哈佛大學去學習，因窘于資金而未能如願。但他回國後始終保持着那種對知識的不懈追求。30 年代初，他的夫人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提到，劉伯明寒暑不論，數年如一日，“每日必讀書，若一日不讀書，則必覺一日無進步。” 怎樣樹立良好的學風？劉伯明在其論著《論學風》和《共和國民之精神》一文中還提到，“學校中有兩種最難調和之精神，一曰自由，一曰訓練”，作為一個學者必須既要有一種自由的精神，又要有一種負責的态度。他認為“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想發現必要之條件也。”，但同時“惟負責而後有真正的自由，惟自由而後可為真正之負責。”從倡導治學中的自由精神出發，他提出要改變教學管理過于死闆的問題，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自由，注重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不惟年級之觀念應行打破，即計算學分之機械方法最好亦能廢除”；“一切教育應從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學，為人；凡學，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得有發展之機會。”他還批評了當時大學教育中對職業目的過分強調而對學生基本素質教育的忽視：“學謀生，不過發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體，非人的教育也。” 劉伯明倡導的這種自由精神，促進了當時南高的教育改革。五四以後，國内教育界曾有一場重大的轉變：“以前隻注意靜的約束，以後多注意動的培養；以前偏重知識的灌輸，以後漸重幹才的訓練，以前隻有消極的管理，以後漸加積極的引導。”而南京高師的這種轉變，則是與當時擔任訓育主任的劉伯明的“主謀規劃”分不開的。他“努力提倡學生活動，注意全人訓練，學生自治會及各種學術研究會等即于此時應運而生，蓬蓬勃勃，有如春荀怒發，旭日方升，全校師生無不精神煥發，興趣活潑，治學成績斯時最佳，撰述著盛極一時，是為南高之黃金時代。” 從倡導治學中的負責态度出發，劉伯明特别強調學者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張其昀在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劉伯明常強調“吾侪對于宇宙，須信其永無消滅，繼續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人貢獻于社會勇氣，而求人類之進化重視辦學理想。”著名地學家胡煥庸則回憶說：“同學學友将畢業，劉師特召而訓之，達兩小時之久。”而給他印象最深者便是劉伯明所說“吾君方在年少，外出就事決不可畏繁劇，教課而外，當同時擔任職務，此君等應有之職，不可廢棄了練習機會也。”自由精神和負責态度的結合，使南高東大形成了勤奮、樸實的學風。劉伯明曾說：“吾校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氣習，而其最顯著之優點，在專心緻力于學。其堅苦卓絕，日進不已，至可欽佩，實纨绔子之學生所不能及者也。”有人則評價，南高東大學生勤奮讀書，“學風之良，為全國第一”。 南高、東大的“重心所在” 劉伯明在南高東大時間工作前後僅幾年，但在學校中影響卻頗深。張其昀教授評譽他“其言論風采，影響所及，至為深遠”，是當時南高東大的“重心”所在，這是與劉伯明對學校工作貢獻和自身的德行修前分不開的。 劉伯明“賢明溫雅”，“以恕待人，以誠持已”，在金陵大學任職之時，教職工中有“三君子”因其德行而受人稱許，他居其首。在南高東大，他原來的職務隻是校長辦公處副主任，但校中日常事務卻萃于一身，而他卻一直任勞任怨，盡心盡力。“高師改為大學”，他“規劃之力為多”，因而“其在校之權威亦日起”。當時校内教師在許多問題上，頗多意見紛争，如在是重通才教育還是重專才教育上就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學生前兩年不要分科，主要進行文理基礎教育；一派卻主張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課程越少越好。劉伯明因為直接負責學校日常工作，常常需要左右周旋，處理好多方面的矛盾關系。但由于“其待人接物，無處不以真面目相與，故在全校中可謂無一與之有惡感者”。當時東大教授中雖有思想沖突，情誼淡薄之處，但暗中傾軌之事則絕少”。梅光迪認為，這是與實際主持學校日常工作的劉伯明為一“純然君子”而非政客化、市儈化的教育家分不開的。作為教育家，劉伯明對學生也關心、愛護備至。他少時貧寒，因而“遇貧苦力學之士，扶植尤力”。在金陵大學任職期間，他在南高兼課，所得兼課收入薪水全部捐給金大圖書館購置圖書。在東南大學，為支持貧困學生，他特地創立了貸學金助學法。病重之時，他喃喃所語的總是某系某學生，彌留之際，他竟問他的夫人：“你是哪一個系的學生？”作者冒榮
《學衡》的"保姆"--劉伯明
今天人們談論《學衡》，往往隻說到吳宓、梅光迪，而不知劉伯明。其實說劉伯明扮演了《學衡》之保姆的角色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因為《學衡》的創辦者大都為南京東南大學的教授，也大都為留美學生，他們能夠聚集在東南大學并且創辦《學衡》，與劉伯明有直接關系。 劉伯明（1887-1923），名經庶，字伯明，江蘇南京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學，後去美國，在西北大學攻讀哲學，因研究老子哲學思想受到美國學術界重視并因此獲博士學位，29歲時回國，先是任金陵大學國文部主任，1919年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訓育主任和文史地部主任。1921年該校改名為東南大學，劉伯明即擔任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哲學教授，在東南大學威望很高。也就是在這期間，他邀請當年的留美同學梅光迪來東南大學任教，梅光迪又介紹了吳宓來，而吳宓又先後介紹了湯用彤、黃華、朱君毅等，遂在東南大學形成了一個以留美學生為主的文人圈子，再加上著名曆史學家柳诒徵和景昌極、缪鳳林等東大的優秀畢業生，一時人才濟濟。他們的思想主張大體一緻，也基本上都為《學衡》社的成員，學術界後來即稱他們為東南學派。 作為副校長，劉伯明曾以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學術影響給《學衡》以很大的支持，使《學衡》得以順利問世。《學衡》創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學者之精神》，就是劉伯明所寫，實際上此文的作用即相當于發刊詞。然而，大概應了其字"伯明"即"薄命"的預言，他不幸于1923年11月24日患腦膜炎去世，時僅37歲。當天夜裡，東南大學一座名為"口字房"的教學樓突然起火，因無救火設備，全樓焚燒一空，緻使學校多日不能上課。而起火原因不明，吳宓以為是繼劉伯明死後的又一不祥之兆，預示東南大學的開始衰落。因東南大學中有已部分人早就對劉伯明重用梅光迪、吳宓等不滿，欲對其發難，認為應将英語系和西洋文學系合并，并且不準梅光迪任合并後的系主任，實際上是要以此趕走梅光迪、吳宓等人，因當初吳宓來東南大學為的就是該校設立西洋文學系。因此劉伯明去世，正是他們奪權的好時機。于是梅光迪、吳宓等紛紛另謀生路，梅光迪再次去哈佛教書，而吳宓則去東北大學任教，隻有柳诒徵暫時留下，1925年也辭職離開東大。《學衡》的中堅力量在短期内即因劉伯明的去世而煙消雲散，又怎能不讓吳宓等傷心呢？為了表示對劉伯明的哀悼和紀念，吳宓在《學衡》第二十六期，特意将劉伯明的畫像置于卷首，并請郭秉文撰寫了《劉伯明先生事略》附錄于後。在參加其追悼會時吳宓又特意撰寫了長達224字的挽聯，親自書于白布之上，張貼于追悼會會場，在東南大學一時引起轟動：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後定方法，不違吾素，允稱端人。幾載绾學校中樞，苦矣當遺大投艱之任。開誠心、布公道、納忠谏、務遠圖，處内外怨毒謗毀所積聚，緻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無憾，君獲安樂，搔首叩天道茫茫，痛當前，隻留得老母孤孀凄涼對泣。
合學問與事功，有理想并期實行，強為所難，斯真若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慕東林複社之規。辟瞽說，放淫辭、正民彜、固邦本，撷中西禮教學術之精華，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業初發轫，遽爾撒手西歸。雖雲後死者皆有責，我愧疏庸，忍淚對鐘山兀兀，問今後，更何人高标碩望領袖群賢。
上聯回憶了劉伯明獻身教育事業、一生任勞任怨以至積勞成疾，終于以身殉職的精神，下聯指出了劉伯明在《學衡》派中的領袖作用，表露出深深的失落感和對《學衡》以後命運的擔憂心情。此聯情文并茂，意味深長，的确是一副妙聯。當劉伯明追悼會召開時胡适正好路過南京，遂也送挽聯一副，措辭就差得多了，吳宓譏為"語意皆平常"，此處就不必再引。大緻與死者關系不同、心情不同，其表達自然也就不同了。 至于梅光迪，對于劉伯明之死，也是極為悲哀的。他曾專門寫了記述當年與劉伯明在美國留學時交往的長篇回憶，這對于一向不願多寫文章的梅光迪來說，真正是難能可貴了。說到他們二人的交往，則要從當年在美國留學時談起。1913年夏天，梅光迪從威斯康新大學轉入西北大學，因他人介紹，得以認識劉伯明。當時劉伯明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故即使是在暑假也在刻苦學習。當時在西北大學文理學院的中國學生僅他們四人，該校距其他學院較遠，他們也不願多與外界交往，因此四人很快成為好友。因此，梅光迪很快即了解到劉伯明的許多情況。例如劉伯明因成績優異，連年獲得獎學金，但日常生活中，除了維持基本的生活外，倘若仍有餘錢，則全部用來買書。又如西北大學哲學系教授勞維爾，對劉伯明極為賞識，劉伯明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在其指導下完成的。二人交往密切，猶如家人父子，這在中國留學生與美國教師之間極為罕見。據說因為劉伯明在校方及教師眼中印象極佳，某次一中國留學生畢業答辯，本應使用英語。但該生英語很差，遂不得不用漢語，再請劉伯明為之翻譯，而校方竟然破例同意，就是基于對劉伯明的良好評價。後來劉伯明有意去哈佛學習，終因經濟原因未能如願，最後隻有回國。 劉伯明到南京東南大學後，一方面從事教學工作，一方面擔任行政事務，雖任勞任怨，卻因書生氣十足，不善對付内部糾紛。又因支持梅光迪、吳宓等辦《學衡》，遂漸漸招緻他人不滿，但其高尚的人格也使反對派不敢公開發難。當時東南大學内部為教學指導思想和具體辦事方法開始争論，劉伯明主張加強人文學科的教學，即使學習理工者也應開設有關這方面之課程，認為既為大學，應不同于專門的理工學院，應為培養全面發展之人才服務。但其主張卻為一些有個人私心者反對，例如該校的西洋文學系，是從原英語系分出，目的即為培養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高級人才，吳宓等也正是為此才來東大的。但一部分人對梅光迪等不滿，對其辦《學衡》事更是腹诽不斷，而劉伯明身為《學衡》的創辦者和支持者，則必然受到他人非議。因此他尚未去世，即有人提出要将西洋文學系再次撤消，并入英語系，明為合并，實際為拆劉伯明的台。後來劉伯明突然患病去世，梅光迪、吳宓自然不可能再在東大呆下去了。則劉伯明對于《學衡》之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對于劉伯明的人格力量，梅光迪最為佩服，他曾經有這樣的評價："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為壽，供職教育界，僅及八年，不可為久。又無偉大著述，以留贻後人，而吾人腦海中，于其學術人格，終覺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欤？吾再三尋繹之，蓋得兩大解釋焉：一曰，以其學術與事功合一也。……二曰，以其實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于學生，亦無若何特殊之德育訓練，而其靜穆和易之貌，真摯悱恻之言，自使人潛移于無形之中。當時東大，俨然自成風氣。為社會所公許，由今思之，真黃金時代矣。凡此皆伯明之偉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懷不忘欲從末由者也。"的确，也許劉伯明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也不是傑出的學者，但他所倡導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強調加強對學生的人文主義理想教育，這一點在今天依然有着現實意義。
劉伯明傳劉伯明，名經庶，江蘇省南京人。生于1885年。幼聰慧，學于彙文書院，精中西文。畢業後遊學日本，任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幹事。1911年（清宣統三年）去美國深造，入西北大學研究院，攻哲學及教育。1913年著《華人心性論》得碩士學位；越二年，著《老子哲學》獲博士學位，時年29歲。同年與在美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之陳芬資女士結婚，婚後回國。當時彙文書院改名金陵大學，校長包文延劉伯明為國文部主任，教授哲學、哲學史、文學、教育學等，聲名頓著。江謙任南京高等師範校長，延劉伯明兼任倫理、哲學、語言等課教授。1919年劉伯明辭去金陵大學教職，專任南高師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郭秉文繼江謙任校長後，為規劃校務，忙于外事，學校内務全請劉伯明負責。1921年南京高等師範改為東南大學，劉伯明任副校長，代理校長等職，除忙于校務外仍兼文理科主任，哲學教授，講學不倦。劉伯明洞悉經籍，曾與章太炎先生遊，治說文及諸子，故于國學至有根基。所著博士論文為美國哲學權威勞威爾教授激賞，詫為哲學界傑作。劉伯明歸國後益專心研究老子哲學。劉伯明除精通英文外，并通法文、德文，且并習希臘文與梵文，以便直接閱讀古希臘及印度經典著作。劉伯明治學專精，曾謂“吾人求學，應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以學問炫駭流俗。”又謂“人類不能為物質世界之奴隸，不應當受制于自然，現實世界有不完善之處，人類終須征服之，止于理想世界”。1922年美國思想家杜威來南京講學時，請劉伯明任翻譯，信達流暢，聽衆欣服。劉伯明青年時代，熱心國事，在日本東京時，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參與民主革命。英占緬甸後，與留學生組織國民會并撰寫英文宣言，痛斥清庭腐敗及帝國主之義侵略，慷慨激昂之至。
劉伯明學成歸國後專心教育事業，經常以四種精神教導學生：一曰學者精神，應具自信自得，求真知之貞操；二曰學校精神，即公民精神，注重社會訓練；三曰自治精神，即共和精神，對于政治及社會生活能自動負責；四曰自強精神，品性與體格并重。
劉伯明平時博覽群書以讀書為樂，不事奔競，不尚标榜，疾惡如仇。故莘莘學子多感其人格，海内多稱其為“純粹君子”，目為“南雍祭酒”。平生所著有《思維術》、《西洋古代中世紀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等，其文章散見《新教育》諸雜志，以後又與柳诒徵，吳宓，梅光迪，胡先肅等人創《學衡》雜志，以“翼學、郵思、崇文、培俗”為宗旨，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原則。劉伯明遊學時，因家境清寒，雖有獎學金，但為數不多，故刻苦自勵。歸國後，曾以薪金一部份為金陵大學購置中文圖書，并在東南大學創貸金助學法以培養人才。
1923年劉伯明積勞成疾，是年夏仍應邀去湖南講學。同年秋突患腦膜炎症，醫治無效逝世，年僅37歲。劉伯明臨終時，于家事一無所囑。葬于南京雨花台。胡适曾挽以聯曰“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東南大學于1924年特以南高院大會堂命名“伯明堂”以資紀念。近悉，台灣中國文化學院華崗大義館四樓也錫名“伯明”，并設獎學金以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