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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明教授講座:知識論在中國

發布者:孫寅發布時間:2017-04-10浏覽次數:3737

    201745日下午,應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邀請,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系主任陳嘉明教授在哲學系314會議室作了題為“知識論在中國:反思與展望”的學術講座。講座由哲學系助理研究員胡星銘老師主持。


陳嘉明教授是國内研究知識論的著名學者,現任中國知識論學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知識論的系列研究”首席專家。他還擔任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副會長,以及《哲學分析》、《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和《德國哲學》等哲學期刊的編委。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ForumChina Perspectives等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曾數次名列國内哲學學科“高被引作者榜”。

此次講座的主要内容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陳嘉明教授借用“知道如是”和“知道如何”這兩種知識類型的區分來反思中國傳統的知識論,解釋儒家哲學的知識論是什麼樣的知識論;其次,分析傳統知識論的影響;最後,介紹現當代中國對知識論的研究。

講座一開始,陳嘉明教授指出知識論在哲學中具有重要地位,知識論、邏輯學、倫理學和本體論是哲學的四大分支,知識論是以求真為目标的。随後,陳嘉明教授提出了什麼是知識的問題。從知識的概念來看,知識被定義為“得到确證的真信念”。從知識的分類來看,長久以來,知識論一直被看作是一種研究“知道如是”(knowing that)的東西,也就是說知道某件事是什麼樣的,例如“知道伟德betvlctor网页版是985院校”。到了20 世紀下半葉,英國哲學家賴爾提出,除了這種“知道如是”的命題知識外,“知道如何”(knowing how )也是一種知識論類型。“知道如何”主要涉及知道如何行事,也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各種任務的問題”,例如“知道如何彈鋼琴”。其規定性的要素主要有智力、行為和規範。

一、中國的力行知識論

馮友蘭曾斷言:“知識論在中國從來沒有發展起來。”陳嘉明教授不贊同這種觀點,他認為根據“知道如是”和“知道如何”這兩種知識類型的區分,中國哲學史上并非沒有知識論,而是有一種“知道如何”的知識論。具體說來,是知道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論。陳嘉明教授把這種知識論稱為“力行”的知識論。接下來,陳嘉明教授通過考察中國哲學中的“知”的概念來證明這種解釋是有根據的。

陳嘉明教授指出,儒家哲學的核心是追求内聖外王的八綱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了實現外王的最終目标,需要知道如何格物緻知。儒家的知識觀區分開“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前者相當于感性認識,“乃物交而知”,屬“耳目之官”所為,感性認識是和事物交遇、感覺到事物而産生知識;後者相當于理性認識,“不萌于見聞”或“不假于見聞”,屬于“心之官”所為。陳嘉明教授引用了孟子斷言“ 良知”、“良能”和“仁義禮智”之類的德性是本心所固有的,因此對它們的認識是“不假外求”、“反求諸己”的,以及董仲舒所說的“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證明了德性的知識不産生于見聞,和感官沒有關系,是獨立的、内省的,并借用海德格爾的話解釋為“德性之知”是本心的良知的“澄明”。

陳嘉明教授認為,由于儒家“格物緻知”的目的是為了誠意正心、知性知天,這在儒者看來是通過内省的方式獲得的,因而不能依靠經驗性的“聞見之知”,由此他們關注的是“德性之知”。宋代理學家張載最早明确提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概念及其區别的。他把“聞見之知”歸為“小知 ”,而把“德性之知”視為“天德良知”。在他看來,聞見之知并不是什麼知識,隻有德性之知才是真正的知識。因此,他主張,“不以見聞梏其心”,明确否認“聞見之知”是一種主要的認識方式。朱熹的看法與張載相同。他認為,“聞見之知”不是聖賢之知,隻有“德性之知”才是“聖人之事”。僅憑“聞見之知”會導緻認識者被外物所蔽。感覺是不可靠的,例如看到鐵軌相交,但實際上鐵軌并沒有相交。因此,需要依靠的是 “德性之知”,它是我們的“心之官”的功能。

王陽明推進了儒家哲學的知識論。他把“良知”概念與“聞見” 區别開來,并進一步把二者的關系解釋為“知”與“用”的關系,進而以“良知 ”的概念來替代“德性之知”。他聲稱:“良知之外,更無知,緻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緻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從根本上把“知 ”的概念歸結為“德性之知”意義上的道德之知。他要求用反求内心的修養方法,以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主張知行合一,揚善去惡。并且給出了一個“知”的标準:“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不行不足謂之知。”也就是說真正的知就是行動,不行動就談不上知,而且不是盲目的行動,是精明的、清清楚楚的、有判斷的行動,隻有行動才稱得上知識。陳嘉明教授認為,王陽明所發展出的“知行合一”的學說,成為中國“力行”知識論的典型代表。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儒家哲學中,“知”的概念主要是德性之知,反求諸己。 “知”是道德之知,“行”也是道德的行為。儒家是在道德的、實踐的範圍中講知識,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知”的概念,基本上不進入儒家的主流視野與話語。這與西方求真的知識論形成強烈的反差。接下來,陳嘉明教授根據構成知識的三要素在儒家的概念展開分析。

就“信念”而言,在中國知識論中,“信(念)”大體上沒有被看作是知識的一個要素。“信” 主要是在“誠信”、“守信”的意義上使用的,是一種行為的道德規範,而主要不是知識論意義上的“信念”。

就“确證”(justification)而言,“确證”的動詞,justify,意思是證明……是合理的、有理由的。這個概念在儒家的知識論中是欠缺的。陳嘉明教授舉例說,孔子說 “仁者愛人”,但對于為什麼我們需要愛人,他沒有就此進行說理,從而也就沒能追問其根據,沒有對這一命題進行任何确證,屬于一種獨斷論。

就“真”而言,在宋明理學那裡,“真” 的含義主要是“真誠”、實在、不欺騙,因此是被作為一種道德範疇、行為範疇使用的,是一種行為的規範,而不是在知識論意義上使用的,不是邏輯意義上的真。“真”在哲學中的語義,除了儒家所指的“誠”之外,還有的另一個主要意思是道家的“本原、本性”,指未經人為改變的東西。這同樣也不是在知識論的意義上使用的。

二、傳統知識論的影響

陳嘉明教授主要從批判的立場講了傳統中國的知識論造成的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認識上缺乏邏輯方法。由于缺乏歸納與演繹的方法,因此在中國古代的著作上表現為沒有邏輯系統,多是語錄與注釋。沒有邏輯系統意味着沒有前提,思想批評上沒有頭緒,不清晰,無法拷問前提、論證和結論。此外,導緻了中國古代哲學未能分離出“形式”的概念。中國哲學的概念系統,如陰陽、五行、理氣等,都屬于特殊類型的經驗概念系統。它未能從内容中分離出形式。

其二,缺乏“真(理)” 觀念。以師承觀念為例,古希臘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斯多德)具有師承關系,這一關系體現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後者都對前者有所突出,都開創出新的學說。而儒家發展出了一種“道統”的觀念,中國哲學講道統、講正統,重視道統的繼承,束縛了自己。直到現代,牟宗三還責備朱熹是“旁出”,是“别子為宗”。

其三,缺乏形式思維方式的影響,表現為隻有技術,例如四大發明,而沒有可稱道的系統的理論科學。中國古代發展出了四種實用性的文化—— 農、醫、兵、藝,這種以生存為目的的實用性、經驗性的文化取向,并不是理論性的科學,而且可能助生了某種實用性、經驗性的習慣。而西方文化則相反,它在古希臘時期發達的是幾何學、邏輯學這類抽象形式的科學,而哲學上發達的是柏拉圖的抽象的理念論,這些都屬于先天性(非經驗)的理論研究,但最終促進了理論性的、系統性的科學的發展,而沒有停留在實用的水平上。

三、知識論在現當代中國的發展

陳嘉明教授分為“史”和“論”兩方面介紹了現代的知識論研究。“史”的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夏甄陶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下兩卷。資料豐富,但框架上局限于主體客體、感性理性之類的面上的概念,缺少一個現代的分析框架。“論”的方面的著作,起先有張東遜的《認識論》,屬于比較宏觀性的介紹。真正研究性的著作,以金嶽霖的《知識論》為代表。金嶽霖在西方哲學的基礎上搭建框架,但結合了一些中國哲學的概念與命題元素,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但不足之處是他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比較深,追求去探尋一般意義上的所謂“理”,而缺乏一種把握問題的意識與直覺。所以,盡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他的這本在學說史上的影響有限。

接下來陳嘉明教授簡單介紹了最近三十年中國的知識論研究。代表的介紹性著作有胡軍的《知識論引論》(修訂本《知識論》由北大出版社2005出版)、陳嘉明的《知識與确證——當代知識論引論》、徐向東的《知識、懷疑與辯護》。2014年,中國知識論學會在廈門大學成立,通過這個學會,國内學者和國際學者有更多的機會相互交流。陳嘉明所領導的廈大知識論團隊出版了知識論與方法論叢書和多本譯著等。此外,海歸學者對中國知識論的發展也有所推進。

陳嘉明教授最後介紹了他本人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理解的知識論。把知識論區分開兩個領域:自然事件與人的行為,以及兩種因果性:自然因與目的因(心理因)。并舉例說明了“知道”與“理解”上的區别,“理解”與事實、證據有關,在與知識的關系上,他認為理解是一種特殊的知識。它也需要是真的,但往往是訴諸于合理性概念。理解是一個論辯的過程,展現為一個說理的空間。

在講座最後的提問環節中,陳嘉明教授與在座的師生們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交流。周理乾老師提出了一個疑問,即中國古代确實缺乏西方的演繹的形式邏輯,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就是中國思維方式的優點,有原發創新性,中國也有邏輯推理方式,但與西方不同,以西方的形式邏輯為标準衡量中國的推理方式,中國的推理方式是有缺陷的,假設以中國的推理方式為标準,西方的形式邏輯也是有缺陷的。陳嘉明教授的回應是任何邏輯方法如果是有效的,一定會得到推廣,如果一套邏輯方法認為有效,但走不出認為有效的這些人的圈子是不大可能的。形式邏輯能夠得到廣泛應用是因為它确實有效,反之,如果一個東西沒有人能夠把它加以推廣,可能就不是有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陳嘉明教授也對其他同學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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