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2日晚，澳大利亞生态系統與森林科學學院榮譽研究員Elizabeth Summerfield博士，為我們帶來了一場關于美國與澳大利亞的環境倫理的講座。
作為曆史學者，Summerfield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環境領導者史學（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特别是對澳大利亞George Goyder (1826-1898)和美國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的環境倫理的研究。講座伊始，Summerfield博士從自己為何投身環境領導者研究的角度切入，在看到2009年2月澳大利亞曆史上最大的森林火災後，對于喜歡親近自然的她影響很大，使得她開始關注、思考環境保護問題。從曆史角度看，澳大利亞環境倫理的領導者是George Goyder，他是著名的公衆服務者，為南澳大利亞做出了很大貢獻，如首次闡明在這個最幹旱地區的可持續農業的限度，親身生活在實驗性農場，建立了澳大利亞第一個國家森林Bundaleer。同樣，在1871到1875的幾年間，澳大利亞圍繞土地管理權是出售給私人還是保留給公衆，是否應該大規模種樹，以及是種歐洲樹還是澳大利亞樹等問題展開了論辯。
George Goyder雖然為環境倫理做了很多實際的事，但他鮮有相關論述。與此不同的是，作為另一個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其環境領導者Theodore Roosevelt卻著作等身。Roosevelt非常重視環境與自然資源的保護，他在1905年建立了美國林業局，挽救了19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環境破壞，森林面積也從43英畝增加到1.94億英畝；所有被發現适合農業的土地都開放定居；鐵路和其他公司在森林使用權方面受到嚴格管制。此外，還建立了5個國家公園、51個鳥類保護區和“國家紀念碑”，如缪爾·伍茲（Muir Woods）等。Summerfield博士通過考察兩人的事迹和材料後發現，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在自然和人之間取得平衡，這是一種平衡的倫理（an ethic of balance）。
那麼，為什麼Goyder和Roosevelt是自然環境保護主義者呢？Summerfield博士回溯到兩人的教育背景。投身自然的Goyder從小受父母教育，而他的父母頗受實物教學法的影響，Roosevelt也從小親近自然界，綜合運用頭、心和手來學習。這種教育經曆是他們關注自然、保護自然的原因之一。
進而，從環境領導者的角度，Summerfield博士談到了中國當前倡導的“生态文明”，她認為生态文明是平衡自然與人類的典範。
最後，Summerfield博士就環境倫理與儒家思想、中國傳統文化等問題與聽者進行學術交流，學術氛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