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節老師是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77級系友，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歐陸哲學、比較哲學、道德哲學、形上學等。近期著述有《親親相隐，正義與道德兩難》、《道德感動與儒家示範倫理學》、《海德格爾與哲學的開端》；譯有《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存在與時間》（與陳嘉映老師合譯）、《形而上學導論》（新譯本）等海德格爾的著作。
本次南哲官微有幸請到了王慶節教授進行專訪，為我們分享他在哲學之途上的求學故事。
老師在40多年前曾在南大哲學系學習；對于那段南哲求學時光，您有什麼記憶深刻的故事？
王：我是77級的學生。改革開放後恢複高考，我們是第一屆大學生。當時我們非常興奮，因為終于有機會能夠重新通過考試讀大學。進入這樣一個全新的時代，第一個感覺當然就是“新”，新時代的開始，我們是這個新時代的第一批受益者，我們也将是新時代的創造者。第二個感覺就是“珍惜”，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因而學習的氛圍很濃厚。但是由于政治運動對文化的摧毀造成了知識的貧乏，不像現在的學生進大學就已經知識儲備非常豐富了；我們那個時候上大學，英文都是從ABCD二十六個字母開始念。我們報到第一天的寝室室友中後來出了很多風雲人物，其中的一位是周文彰。周文彰先生進入南大前是中專英語專業畢業，這在當時很了不起。我們就請他教我們英文字母，從ABCD開始。我現在碰見周文彰，都還開玩笑稱他是我的第一位英語老師。你就可以想見，當時進入大學後人們的求知欲和學習氛圍。
改革開放開啟了知識界的全新氛圍，人們求知若渴，尤其是對于新理論、新思想的學習；而在當下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知識、理論的生産更新速度讓人眼花缭亂，進入哲學系求學的同學往往會很迷茫，甚至會質疑自己讀哲學有什麼意義。從您的經驗來看，您有什麼建議呢？您為什麼會選擇一直在哲學的道路上走下去？
王：人生中其實充滿了機遇，它們推動着你走上某條路。比方說，我小時候經過考試選拔進入南京外語學校學習德文，就我個人的經曆而言，這就是一個特殊的機遇。這段經曆讓我比較早就對德國的語言文化産生了興趣。而當時德國給我們比較深的印象當然就是哲學啦，盡管沒讀過多少哲學的書籍，但是像黑格爾、康德這些名字還是聽說過的；那時就感覺到，德國的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再後來，号召工農兵學理論。由于我對理論很感興趣，當時的領導就讓我去參加了三個月的理論培訓班。所以，我一生中讀的第一本哲學著作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後來高考恢複了，我就報考了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這樣講起來好像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在冥冥之中總有那麼幾個緊要關頭，就好像海德格爾哲學所說的“被抛”，人隻是在“被抛”的情況下去做一點“籌劃”而已。
那麼您為何會走上現象學、對海德格爾哲學産生興趣呢？
王：在我們大學畢業的時候，國家的研究生制度已經恢複，我們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本科生中第一屆的研究生。我當時在夏基松先生的引介下來到北大，跟随他曾經的老師熊偉先生念研究生。熊先生30年代在弗萊堡大學讀書的時候，上過海德格爾的課；當時海德格爾是弗萊堡的名教授，受到年輕人的追捧。熊先生當時就修讀了海德格爾的課程；德國當時上課是需要帶選課卡的，我還見過熊先生選課卡上有海德格爾的親筆簽名。他在40年代回中國後，就成了中國最早翻譯和傳播海德格爾的極少數的幾個人之一。改革開放之後熊先生招收研究生，我就考上了。
改革開放之後，年輕人對于西方的文化、哲學和流行思潮特别着迷，尤其是存在主義，包括存在主義的文學、戲劇、藝術還有社會批判運動。我當時就想，海德格爾可以說是存在主義的鼻祖了；而熊先生研究海德格爾，我想研究存在主義，就跟熊先生吧，這樣就做了海德格爾研究。
您剛才提到當時年輕人對于西方有一種很着迷的态度。雖然我們在研究中提倡一種“祛魅”的态度，即不以迷戀、追随的方式來進行西方哲學研究，但面對那些非常“迷人”的哲學家，比如海德格爾，這種“癡迷”、追捧的情緒仍會悄然生發。您如何看待這種“着迷”呢？如何在做哲學的時候避免這種狹隘的鼓吹追捧？
王：當時年輕人主要是對薩特、加缪的作品迷戀，包括一些後現代的戲劇作品；實際上人們當時對于哲學，存在主義的哲學、薩特本人的哲學，都并不是很了解，這一方面也由于大規模翻譯工作還沒有開始。年輕人對于新東西接受快，心底藏有一種叛逆的心理；而存在主義哲學本身所具有的強烈的反叛意識和批判意識恰好契合了年輕人的心理。而“海德格爾熱”基本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興起。随着越來越多的海德格爾著作、現象學著作被引入，大家對海德格爾産生了一種特别的閱讀經驗。這種閱讀經驗我想一方面來自于人們對理論問題的追根究底的關切，而另一方面則是，海德格爾哲學本身從理論體系、問題深度、對現代社會的批判尖銳程度來說，可以說是自黑格爾、馬克思以後最有影響力的哲學了。就我個人經驗來說，海德格爾在國内能夠成為繼馬克思以後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西方哲學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海德格爾哲學的問題意識，這使他對整個西方現代性的基本價值、社會體系以及技術手段，展開了全面和深入的哲學反思。
現在很少有人再純粹把海德格爾看作存在主義的一份子。現在存在主義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的一個流派，而海德格爾則更多被認為是後現代思想的一個源頭；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尼采。海德格爾對尼采的批判性解讀，實際上是把他自己和尼采放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後現代思潮的譜系源頭。你讀法國哲學，德裡達，梅洛-龐蒂，列維納斯，德勒茲，還有現在的馬裡翁等，都和海德格爾的思想有着密切聯系。
中國年輕學者為什麼會在過去二十年對海德格爾有一種着迷，我想這是對我們自己傳統文化根基的反思所緻。海德格爾作為一個西方人，他對西方的文化根源、從柏拉圖到康德這樣一個哲學精神傳統展開了反思。按照利奧塔對于後現代概念的一個理解，後現代首先指的不是一個曆史年代，而是對“現代性”賴以維系的基本價值重新進行思考和反問的一種傾向。比如我們現代社會生活奠基于其上的一些基本價值，例如科學，民主，理性，法治，自由，個體，所有這些被習以為常地接受的價值，都需要被在更基礎的層面上發問。我想海德格爾哲學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他所提出的一些平常人們難以接受的命題，如“科學不思”，“哲學終結”，這都是一些啟迪人去思考的問題。那麼當我們談論海德格爾哲學對于中國思想界的意義時，實際上我們應該注意到，自五四以來，整個知識界都在對中國近三千年的思想傳統進行反思。海德格爾在過去二十年内為什麼會如此有影響，和這個有關系。
另外再從海德格爾自身來看，我以為海德格爾是站在兩個時代之間的人物。他不僅是舊時代的批判者和摧毀者，而且也是預測新時代到來的先知。比如我們現在講“virtual reality”，将之譯為“虛拟現實”，有很強的虛幻想象的含義。但“虛拟現實”真的虛幻嗎？這個virtual在英文裡不全是虛幻的意思，它更多是邏輯上的“虛拟”和可能世界的實在，也許是比我們看得見摸得着的“現實”更真實的實在。如果我們這個虛拟的世界是更真實的存在呢？這完全有可能。如果是這樣，我們所謂的實在世界的面貌也将完全不一樣。而海德格爾存在問題的發問，就是指向這一存在的維度。再比如我們如何理解人。我們現在思考人工智能。我們一般認為，我們人就是一有血有肉的生物體，盡管會思考，有語言。他又被定義為曆史性的存在，或者有意識、有理性的存在。讓我們來看看自己身上的這些非生物的材料！以後會加入多少人工智能産品将更加難以預料。看看這個蘋果電腦，智能手機，難道他們真的不是你的存在的一部分嗎？如果缺少了它們，你的世界會怎麼樣？你的自我還是那個“自我”嗎？或者想象一下我們現代人不使用電，不開車，不坐火車飛機，你還是你嗎？所以這個“自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海德格爾他一般不使用“自我”或“主體”這個概念而使用“Dasein”，這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在打開我們的思想空間。我們究竟如何來理解我們的世界，我們究竟如何來理解我們的存在？這是海德格爾的問題。他在90年前就預見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所以一方面他是舊時代的批判者，一方面他又是新時代的預言者。撇開細節不論細節，目前這一大的趨勢是有目共睹的。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對我們21世紀的中國，對我們過去二十年思想巨變發生重大影響。
當然，海德格爾很大程度上受到胡塞爾的影響；海德格爾在政治上也有醜聞和污點。我不是要為海德格爾辯護，而是繼續他對基本疑難的發問，這也包括反思他和納粹的關系。我想，我們研究海德格爾不是要為海德格爾辯護，說好話；但也不應該滿足于去做一個簡單的政治評判即從一個旁觀者視角去譴責或辯護海德格爾。關鍵問題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實際上不隻是海德格爾，很多歐洲的知識分子都犯過類似的錯誤。我們應該是通過“海德格爾事件”去拷問整個現代性，包括全部現代思想與現代社會生活的本質。同樣，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犯過很多錯誤，比如我們很多知識分子曾受到迫害，但迫害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正是知識分子。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問題背後它的思想根源是什麼？
當你這樣發問的時候，你就會注意到，海德格爾的某些思路也許會把我們引向非常危險的境地；但我們不能因為有此危險就忽視了其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東西，那些對深層淵源處的探問。這些追問可以追溯到整個德國哲學觀念論、追溯到古希臘、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這些發問會始終激發我們去思考那些關乎人類命運和人類界限的問題，我想這是哲思活動真正要進行的方向。我們學哲學不是簡單要去找一個精神導師、找一個信仰、找一個膜拜的神，而是跟随他們思考、學習他們怎樣去發問和追問。我想這是我們作為哲學的研究學人應該看重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