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9-30日，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在福建莆田隆重召開。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中華文化研究所所長賴永海在大會作《佛教與中國文化》主題發言。
曆史上東方兩大文明，即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與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借助于“一帶一路”，終于在兩漢之際實現了對接，作為結果，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總部的講演中所指出的:“佛教産生于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
那麼，印度佛教為什麼能夠在中土生根、開花?它又結出了什麼樣果實?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佛教自身的發展、對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究竟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的重要問題。
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土立足，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走的是一條中國化的道路。如果就學理層面說，佛教中國化的特點，就是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大量地吸收儒家、道家的思想，把外來的佛教變成了一種與中國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和思想文化背景相因應的中國化的佛教，其典型代表就是禅宗。
從某種意義上說，禅宗(特别是慧能南宗)已經實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向中國化佛教的華麗轉身，此中最關鍵的節點，是“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心即佛”的佛性理論;二是“道由心悟”的修養論;三是“即世間求解脫”的解脫論。三者背後都有儒學的身影——概而言之，慧能南宗思想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堅持作為佛陀本懷的基礎上，吸收融彙了大量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而且這種吸收融彙幾乎達到了水**融的程度---以緻人們現在已經很難分清哪些思想是源于印度，哪些思想是出自中土。實際上，這種融合是一種契理契機的創造性發展，它不但使中國佛教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可以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如何融彙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來文化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鑒。
文化的傳播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更多地表現為雙向的交流互鑒，在相互融攝的基礎上，發展自己，成就對方。例如，印度佛教在傳入中土之後，一方面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走上中國化的道路;另一方面，那些中國化了佛教又反過來對中國本土的學術文化産生了十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此中尤以佛學對于儒家哲學、道教思想以及詩書畫等文化形式所産生的影響，表現得最為明顯和深刻。
以宋明理學為例，宋明理學又稱“新儒學”。而“宋明新儒學”之“新” 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先哲時賢對此曾經有一個評論，曰:“儒表佛裡”、“陽 儒陰釋”;而朱熹在評論陸學時，曾指責他“全是禅學”。
這裡所說的“儒表佛裡”、“陽儒陰釋”。指的是宋明新儒學所讨論的大多是儒家的話題，如人倫道德、修齊治平等等。但宋明新儒學借以依托的思維模式，則是隋唐佛學所建構的心性本體的思維模式。
再看看佛教對于道教的影響。傳統道教“貴生重命”、“仙化為上”，受佛教“中觀”思維模式的影響，到了隋唐的“重玄學派”如成玄英、王玄覽等，則大談“雙遣二邊”、“境智兩忘”、“非有非無，而有而無”，與中觀學之“離四句，絕百非”如出一轍。
北宋之後的“全真道”。在吸收融攝佛教的義理和修行方法方面走得更遠。“全真道”一反傳統道教的注重符箓齋醮、仙草丹藥，而強調反省心性、閉煉内修，甚而把禅宗直探心源、強調明心見性作為“達本明性之道”的“最上法門”。而向來被視為中國古代文化冠冕之詩、書、畫，受禅之影響，更是廣泛且深刻，例如，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南北朝山水詩，清代詩人沈曾植曾有評論，曰:“康樂總山水老莊之大成，而開其先者支道林。”此中之支道林和康樂公都是佛門中人。唐詩之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都深受禅之影響:李白有“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發”之句;杜甫有“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禅”之詠。白居易早年不信佛、道，但自江州之貶後，深知仕途艱險，于是寄情于山水詩酒，借曠達樂天以自遣，轉而煉丹服食，崇信道教，繼而皈依佛門，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号香山居士。
另一個受禅宗思想影響更具代表性的唐代詩人是王維。
王維号“摩诘”，其詩文的内容多是空山日色、青松翠竹、鳥啼花笑、流水鐘聲，但所表現的多是一種圓滿自在、空靈和諧的真如境界。這類詩的特點，是不以文字、議論、才學爲詩，而是以“但睹性情，不立文字”爲宗旨，既含蓄隽永，神韻超然，又平淡自然，深入人心，如花落香浮，月印水底，非有妙悟，難以領略。正如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所說的，這類詩的最大特點，是“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是當行，乃為本色”。
對于詩與禅的關系，元好問有一句點睛之筆，曰:“詩爲禅客添花錦，禅爲詩家切玉刀”。亦即禅的注重頓悟的思維方法，乃是詩之工具和靈魂。
中國曆史上的書畫，更與禅有着不解之緣。從書聖王羲之，到狂草懷素，再到蘇東坡、黃山谷，都與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書法與佛教之修行方法，如戒定慧三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關聯，如“戒”重在“收束身心”，“定”旨在“專志凝神”，“智”則“窮巧極妙”，三者均與書法之道相通。
蔡邕說:“夫書，先默坐靜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王羲之說:“夫欲書者，先凝神靜思，預想字 形，令意在筆前，然後作字。”柳公權說:“用筆在心，心正字正。”這些議論，都深契佛家禅觀之旨。
至于中國曆史上的畫家及中國畫與禅的關系，沈灏在《畫塵》中有一個非常直接的闡述，他說:“禅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南則王摩诘，爲文人開山，荊浩、關仝、巨然、董其昌等，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趙幹、馬遠、戴文進、吳小仙等，日就狐禅，衣缽塵土。”
有些畫論家在評論宋代的繪畫時也說:“宋代佛教對繪畫之另一貢獻，則禅的心物合一境界與禅的空靈境界，使畫家不僅知寫實、傳神，且知妙悟，即所謂‘超以象外’。”“論畫者，喜言唐畫尚法，宋畫尚理。所謂理者，應爲禅家之理，亦即畫家所謂氣韻。”
總之，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流互鑒，從總體上說，是一種“成人達己”的關系，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在相互交融互攝過程中，既發展了自己，又成就了對方。而那些中國化了的佛教，已經是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國佛教，就很難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本文轉發自禅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