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載于《哲學研究》2016年第2期）
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辯證法的颠倒
周嘉昕
内容提要： 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推進，凸顯了“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性和新的研究路徑。回到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曆程，結合政治經濟學批判可以區分“辯證法的合理形态”建構的三個階段：一是站在費爾巴哈立場上對黑格爾“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的“主謂颠倒”；二是走向曆史唯物主義，“實證”批判“把帽子變成了觀念”的思維和現實抽象；三是在《資本論》寫作過程中，重新發現辯證法，并實現對黑格爾的雙重颠倒。一是從思維主體到生産過程主體的轉向，二是對“頭足倒立”着的資本主義物化現實的破析。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辯證法、唯物主義、生産方式、抽象
一般說來，談到辯證法，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唯物主義颠倒。在此基礎上，“辯證唯物主義”被界定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得到了驗證和應用。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一方面藉由“曆史辯證法”的讨論，“曆史唯物主義”已經擺脫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定位而日益凸顯出自身的方法論内涵；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别是《資本論》中的哲學正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系總是為學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及。相應的，一個新的焦點問題被擺上了台前案頭：如何理解辯證法的“合理形态”，這種“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存在着怎樣的理論關聯？
“主謂颠倒”還是“頭足倒置”：問題的提出
依馬克思自己的表述，“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辨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内核”。（馬克思，1995年，第22頁）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黑格爾那裡，是思辨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在馬克思這裡，則是現實的唯物主義辯證法。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是一種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頭足倒置”，從而抛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外殼，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形成可以順理成章地追溯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下簡稱《批判》）中對思辨哲學“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的“主謂颠倒”。這種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傳統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辯證法問題研究的基本框架。然而，回到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探索曆程中去，上述觀點遭遇了尖銳的理論挑戰。
一方面，從《批判》的“主謂颠倒”到《資本論》的“頭足倒置”，有十多年時間馬克思并未直接讨論辯證法。換言之，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以下簡稱《形态》）轉向“真正的實證科學”之後，辯證法連同黑格爾一起被馬克思選擇性地遺忘了。隻是到了1858年初，馬克思才提到了“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121頁）。另一方面，正如阿爾都塞在上世紀60年代有關“青年馬克思”問題的理論混戰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颠倒’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把一種意識形态‘颠倒過來’，是得不出一種科學的”（阿爾都塞，第186頁）。更進一步，辯證法問題上的颠倒，并非僅僅是哲學立場的轉換，而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實踐”的産物。簡言之，圍繞唯物辯證法所産生的疑問主要集中在：如果承認在青年馬克思的“主謂颠倒”和成熟馬克思的“頭足倒置”之間存在某種理論上的不連續性，那麼到底該如何理解馬克思“合理形态的辯證法”？上世紀80年代以降特别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創新已經在兩個維度上為解決這一疑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指明了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第一個維度是“實踐辯證法”的探索。走出傳統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的藩籬，自覺反思唯物和唯心、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對“對子”，并受西方馬克思主義曆史辯證法的影響，以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和列甯《哲學筆記》為直接的文本基礎，“實踐唯物主義”和“實踐辯證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重要環節。與“實踐唯物主義”讨論的自我反思與深化相一緻，“實踐辯證法”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面臨着雙重任務：一是對傳統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理解進行“解蔽”，恢複辯證法和人的存在之間的真實聯系；二是避免滑向“人本主義”的泥淖，在彰顯辯證法批判性的同時捍衛其科學性。正是在完成這一雙重任務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辯證法的實踐轉向”、“前提批判的辯證法”、“生存論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以“曆史唯物主義”來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等不同研究路向之間的異曲同工之處。簡單說來，就是在“實踐”範疇的理解上通過對“實踐”的社會曆史内涵的展開，如對“勞動”和“物質生産”範疇的強調等，來實現辯證法從“思維過程”主體到物質“生産過程”主體的“颠倒”或“轉向”。（孫正聿，第347頁）
第二個維度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意蘊的再考察。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為并立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獲得了驗證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随着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編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推進，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成為一個持續發酵的焦點話題。在此過程中，不僅“古典政治經濟學”本身的哲學意蘊逐漸為學界所關注，而且德國古典哲學中包含的社會曆史維度也被不斷呈現出來。“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物化（物象化）批判”，“資本邏輯”與現代性反思等讨論都從不同角度觸及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辯證法這一問題核心。也正是近年來不斷升溫的《資本論》哲學的闡釋，進一步凸顯了“主謂颠倒”還是“頭足倒置”，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同階段上對辯證法的不同理解這一基本問題。
因此，站在既有學術研究的理論高地之上，走出傳統蘇聯哲學教科書唯物與唯心、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簡單二分，從“實踐唯物主義”走向“曆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探索曆程中說明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性的改造，及其“辯證法的合理形态”的建構，進而說明馬克思主義在形而上學批判、意識形态批判與資本批判的統一中實現的哲學變革就成為一項切實的理論任務。（楊耕）沿着上述思路，筆者将嘗試證明：“主謂颠倒”和“頭足倒置”标志着“青年馬克思”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的不同方法論構架，二者的差别反映了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認識程度不同。作為其理論支撐和真實基礎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市民社會”）内在結構和運轉機制理解的深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推進相關，“辯證法的合理形态”的探索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青年馬克思”站在費爾巴哈的立場上對黑格爾思辨體系的“主謂颠倒”；二是馬克思在曆史唯物主義一般原則的基礎上，對“把帽子變成了觀念”的黑格爾思維抽象的“實證”批判；三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過程中，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重新發現及“雙重颠倒”——從思維主體到生産過程主體的轉向，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頭足倒立”着的“現實抽象”的破析。
“費爾巴哈是惟一對黑格爾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态度的人”
衆所周知，馬克思與黑格爾的第一次交集發生在1837年下半年。在那封著名的“給父親的信”中，馬克思提到在自己“法的形而上學”的體系建構失敗後，開始“從理想主義（唯心主義），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并且發現自己“最後的命題原來是黑格爾體系的開端”，而自己這部“從哲學上辯證地揭示神性”的著作，“象欺詐的海妖一樣，把我誘入敵人的懷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頁）。也就是說，為了解決“現實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的對立”，馬克思從康德、費希特轉向了黑格爾式的思辨唯心主義。這一認識實際上也構成了馬克思“博士論文”與鮑威爾哲學的潛在區别。受“博士俱樂部”的影響，馬克思嘗試以原子的偏斜運動為“自我意識”做哲學史的論證。但在“自我意識”哲學出路的思考中，馬克思更加強調哲學與現實的關系。“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因為“自我意識把世界從非哲學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就是把它們自己從哲學中解放出來，即從作為一定的體系束縛它們的哲學體系中解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259頁）。可以說，在馬克思接觸黑格爾之初，特别強調了“在現實中發現思想”的辯證特征。
然而從1843年開始，馬克思對黑格爾和辯證法的态度發生了截然的變化。其一，馬克思借用“主謂颠倒”的方法，用唯物主義替代唯心主義，批判了黑格爾辯證法中泛邏輯的神秘主義；其二，馬克思強調真實的矛盾對抗，反對思辨中虛假的辯證統一。抽象地說，上述二者确實可以構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解的核心框架。前者構成了“唯物主義”理解的基本原則，而從後者出發，又可以引申出馬克思後來所提到的辯證法“按其本質來看，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觀點。但問題是：受費爾巴哈影響，作為《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方法論基礎，這種唯物主義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唯物主義？尤其是對照《形态》中的判斷，“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曆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讨曆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馬克思，2003年，第22頁）這種唯物主義能否直接作為辯證法合理形态的基礎？相應的，馬克思在此期間“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是否完成了對思辨辯證法的批判性改造？
有研究證明：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人本學的基礎上，所實現的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隻是達到了“一般唯物主義”或“哲學唯物主義”的水平，曆史唯物主義的制訂還需要經曆“第二次”轉變。在筆者看來，如果結合費爾巴哈自己對“唯物主義”的态度，以及恩格斯晚年“唯物主義并沒有别的意義”的說法，這種唯物主義實質上是一種“人本主義”或“人類學”。受費爾巴哈影響，馬克思強調哲學的出發點是“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而非思辨的“理性”。但是“他（費爾巴哈）過多地關心自然而過少地關心政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頁），馬克思從《批判》開始并在《手稿》中，通過異化勞動理論實現了對費爾巴哈的發展。
談到“主謂颠倒”，往往首先提起“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但回到《批判》文本中去，除了“觀念變成了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的關系被理解為觀念的内在想象活動”，“使作為觀念的主體的東西成為觀念的産物，觀念的謂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8頁）外，在讨論“抽象人格”或“國家人格”，以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性時，馬克思也使用了這一方法。可見，人本主義唯物主義主要針對的是黑格爾把“觀念”作為主體，以及在“理性推理的闡釋”中所造成的“體系的全部超驗性和神秘的二元論”。從“類存在”的“人”出發，馬克思發現了黑格爾“國家法”中的“非批判性”和“泛邏輯的神秘主義”的關鍵，即“私有财産”。而黑格爾之所以将“抽象人格”的觀念作為主體，是因為其“法哲學”中存在着從封建“地産”這種“本來意義上的私有财産”出發的“政治的唯靈論”和“粗陋的唯物主義”的混合。這是黑格爾辯證法中“最壞的一種混合主義”，“倫理觀念的現實性在這裡成了私有财産的宗教”（同上，第128頁）。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要專門批判以“私有财産”為基礎的“市民社會”的内在分裂，并站在無産階級立場上探索人類解放的可能了。同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手稿》用異化勞動來說明私有财産，并專門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了。在初步的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發現“私有财産”構成了黑格爾“國家”和“國民經濟學”共同的異化本質，并用人的“類本質”，即“自由自覺的活動”的異化來說明這一事實。因為，“費爾巴哈這樣解釋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從而論證了要從肯定的東西即從感覺确定的東西出發）：黑格爾從異化出發（在邏輯上就是從無限的東西、抽象的普遍的東西出發），從實體出發，從絕對的和不變的抽象出發，就是說，說得更通俗些，他從宗教和神學出發”（馬克思，2000年，第96頁）。隻有“費爾巴哈是惟一對黑格爾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态度的人；隻有他在這個領域内作出了真正的發現，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同上，第96頁）。
然而，在《手稿》中專門論述辯證法片段的後半部分（與[私有财産和需要]、[增補]和[分工]交叉寫作完成），馬克思卻在黑格爾與國民經濟學對勘的意義上肯定了辯證法的偉大之處。他說，“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産生看作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作非對象化，看作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同上，第101頁）。而在“異化這個規定之内”，黑格爾辯證法也包含着“積極的環節”：“獨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維形式，是人的本質普遍異化的必然結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維普遍異化的必然結果；因此，黑格爾把它們描繪成抽象過程的各個環節并且把它們聯貫起來了”。（同上，第114頁）
由此可見，站在費爾巴哈或者說“異化”批判的立場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是一種從宗教和神學出發的泛邏輯的神秘主義，需要通過“主謂颠倒”的方式确立新的理論出發點。此外，借助于對私有财産，尤其是“需要”和“分工”的分析，馬克思看到了黑格爾辯證法和國民經濟學在異化規定内的邏輯同構性，即“在抽象的範圍内——把勞動理解為人的自我産生的行動，把人對自身的關系理解為對異己存在物的關系，把作為異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實現理解為生成着的類意識和類生活”。（同上，第113頁）因此，對黑格爾和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就不應僅僅滿足于“主謂颠倒”，更應深入到“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内部，去分析這種“抽象”和“異化”的形成及其揚棄之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感性”的“人類”概念暴露出自身“直觀”和“非曆史”的本質，迫使馬克思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方法論路徑。
“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
可以說，馬克思在《手稿》中對待黑格爾辯證法的态度既明确，又矛盾。一方面，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是一種從異化和抽象出發的含混的折衷主義和泛邏輯的神秘主義，需要從“感性”的“對象性活動”出發加以拒斥。另一方面，在“私有财産”的運動、“市民社會”的研究特别是對現代“工業”的分析中，這一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出發點本身并不可靠。或者說，為了說明現代“市民社會”的内在分裂，以及“一種非人的力量統治一切”的秘密，需要進一步在“對象性活動”的自我展開中去尋求。問題是，對于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迷障的戳穿，又恰恰是藉由政治經濟學語境中與“所有制”互為表裡的“分工”和“需要”，以及黑格爾辯證法中對自我意識的對象化和勞動的批判性分析所實現的。因此，在創立曆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馬克思自身的理論任務就是雙重的。其一，在反神學、反宗教的意義上，強調唯物主義來反對思辨辯證法及其“漫畫式”的完成。其二，在揚棄“異化勞動”和“私有财産”的意義上，嘗試在現實的“對象性活動”的“實證”研究中，批判存在于“國民經濟學”和黑格爾辯證法中的“異化”現實。
第一重任務的完成，體現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已經發現，“黑格爾方法的基本特征”，“用思辨的話來說，就是把實體了解為主體，了解為内部的過程，了解為絕對的人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頁）。“隻有費爾巴哈才是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拟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同上，第176-177頁）。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同“自我意識”哲學劃清了界限。“如果說黑格爾的‘現象學’盡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還是在許多方面提供了真實地評述人類關系的因素，那末鮑威爾先生及其夥伴卻相反，他們隻是提供了一幅毫無内容的漫畫，……把現實的人變成了抽象的觀點”（同上，第246頁）。
第二重任務的探索，反映在《形态》中。馬克思不僅繼續了對鮑威爾的批判，而且進一步清算了自己此前的理論方法，批判了包括黑格爾、費爾巴哈、施蒂納在内的整個“德意志意識形态”。這個過程在話語方式上，表現為從哲學話語，如“自我意識”和“異化”，向經濟學話語，如“分工”、“所有制形式”、“生産力”、“交往形式”的轉變；在理論邏輯上則表現為，從“現實的個人”出發，在一定的“生産方式”的展開和内在對抗中理解社會的形态和曆史的變遷。站在“實證的曆史科學”基礎上，黑格爾辯證法顯然是一種“泛邏輯的神秘主義”，這種作為“神秘力量”的“一般性和概念”的瓦解将在物質生産中，尤其是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矛盾對抗中得到唯物主義的說明。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貧困》中那個著名的比喻就不難理解了。“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麼，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6頁）。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學家向我們解釋了生産怎樣在上述（資産階級生産）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産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産生這些關系的曆史運動”。“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産關系（範疇隻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曆史運動，既然我們隻想把這些範疇看作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麼，我們就隻能到純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曆了”。“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範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産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麼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産品和生産、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這正是“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同上，第137-138、139、140頁）用《形态》中的話說，就是“在黑格爾看來，近代世界也已化為抽象思想的世界，黑格爾把與古代哲學家相對立的近代哲學家的任務确定如下：古代人必須把自己從‘自然的意識’中解放出來，‘把個人從直接的感性方式中清洗出來并把個人變為被思維的和思維着的實體’（變為精神），而近代哲學必須‘取消僵硬的、确定的、不動的思想’。黑格爾補充道：這由‘辯證法’來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頁）
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将現實的物質生産方式中所發生的關系的抽象，作為一種“神秘的力量”獨立出來，而黑格爾則将這種抽象的“關系”等同于“觀念”，并以“觀念”的辯證運動來替代現實的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說，在初創曆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馬克思将辯證法等同于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哲學）的方法，并在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從物質生産出發，通過分析“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産方式”來揭示這種形而上學，以及與之同體的政治經濟學的非曆史本質。這也是馬克思在1845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暫時告别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原因。
“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内核”
有趣的是，在《資本論》的直接創作過程中，馬克思開始重新關注黑格爾和辯證法。他在1858年初緻恩格斯的信中說到，“如果以後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的、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121頁）。問題是：馬克思為什麼會重提辯證法，馬克思在黑格爾辯證法中發現了什麼，這一發現又意味着什麼？
就第一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已經給出了回答。在同一封信中，馬克思說到，“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同上）。恩格斯在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作的書評中寫到，“應該用什麼方法對待科學？一方面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現在重新時興的、實質上是沃爾弗式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着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内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确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1-42頁）
可以看到，馬克思之所以重提黑格爾，并強調辯證法神秘形式中的合理内核，在直接的意義上是服務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方法的制定和說明的。經過1848年革命後的反思和探索，馬克思在開展政治經濟學批判并不斷修訂《資本論》的“叙述方式”過程中，對黑格爾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的“物化”本質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及其抽象表現“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發現：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所産生的神秘化和颠倒性，除了堅持“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外，還必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說明中重新回到黑格爾。這一點在19世紀中葉以降，庸俗的實證主義形而上學甚嚣塵上的思想語境中展現出自身的獨特價值。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下簡稱《大綱》）《導言》中，馬克思在談到“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時，批判了黑格爾對這一方法的濫用。“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隻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産生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然而，盡管這種濫用的辯證法本身是一種唯心主義，但在形式上卻同資産階級“财富”有着深刻的結構相似性。在《資本章》中，馬克思提到，“重要的是應當指出，财富本身，即資産階級财富，當它表現為中介，表現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極間的中介時，總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現為交換價值。這個中項總是表現為完成的經濟關系，因為它把兩個對立面綜合在一起，并且，歸根到底，這個中項總是表現為片面的較高次方的東西而同兩極本身相對立；因為最初在兩極間起中介作用的運動或關系，按照辯證法必然會導緻這樣的結果，即這種運動或關系表現為自身的中介，表現為主體，兩極隻是這個主體的要素，它揚棄這兩極的獨立的前提，以便通過這兩極的揚棄本身來把自己确定為唯一獨立的東西”。（同上，第293頁）
正如恩格斯在緻施密特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樣，“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隻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進行的、并且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即使把馬克思的從商品到資本的發展同黑格爾的從存在到本質的發展作一比較，您也會看到一種絕妙的對照：一方面是具體的發展，正如現實中所發生的那樣；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結構，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極其重要的轉化，如質和量的互相轉化，被說成一種概念向另一種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發展。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一打來”。（《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519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資本論》叙述方式中的辯證特征，恩格斯斬釘截鐵地鼓勵馬克思說，“這已經無法修改了，誰能辯證地思維，誰就能理解它”（同上，第213頁）。
可以說，正是由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動本身具有辯證的特征，馬克思才會在《資本論》中重新拾起黑格爾辯證法的武器，并在這一叙述過程中暴露資本“物化”現實自身的邊界。對此，恩格斯敏銳地指出：“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形式盡管是那麼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曆史的發展平行着，而後者按他的本意隻是前者的驗證。真正的關系因此颠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内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2頁）惟其如此，正如《資本論》第二版跋中寫到的，“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資産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第111頁）
“唯物主義”與“雙重颠倒”：簡短的結論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文的主題，我們在馬克思不同時期的文本中發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自己的理論成果同黑格爾辯證法關系的不同表達。既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不同，又有神秘體系和合理内核的差異，而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話語内部，又涉及到“主謂颠倒”和“頭足倒置”等不同的說法。那麼，結合曆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制訂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的推進，我們該到底如何理解“辯證法的合理形态”？如果我們選擇并堅持“唯物主義辯證法”這一經典表述來定義這一理論，那麼值得高度關注的問題可能有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套用流行的語言學結構主義表述，“唯物主義”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不同思想語境的“能指鍊”中确立自身的意義指向。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中去，“唯物主義”強調的并非是一種從僵化的物質“實在”出發建構理論體系的探索，而更多是在一種批判性的、颠倒抽象的思辨唯心主義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多次強調，“除此以外，唯物主義沒有什麼别的含義”。
其二，如果嘗試選擇一種“方便說法”來給出對“合理形态的辯證法”的清晰的界定，筆者願意嘗試使用“雙重颠倒”的說法來界定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科學方法。即一方面是堅持從物質生産出發，而非從颠倒的抽象觀念（關系）或非曆史的意識形态話語出發，來制訂剖析“資産階級社會（市民社會）”和“客觀抽象”的研究路徑；另一方面是必須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剖析中說明客觀發生的颠倒的“物化”現實的揚棄之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的辯證法以思辨的方式颠倒地映現了“倒立着跳舞”的資本主義“物化”現實，然而卻為庸俗的實證主義形而上學的瓦解準備了條件。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它成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隻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同上，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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