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年10月背着姨娘給我的木箱，由姐夫送到南大報到。入學後，輔導員告訴我，你的考卷是系主任胡福明老師從南通地區招生辦公室中搶來的。入學一段時間後，學校負責招生的老師又告訴我，我們班上有三位同學的考卷直接送到了當時的國家教委。我那次考試的曆史政治題回答得比較好，作文分數比較高，數學成績也不錯。正因為是高分，雖然沒有填報伟德betvlctor网页版，但胡福明老師還是堅持錄取了我。但胡福明老師第一次見到我時，隻是笑帶着濃厚的無錫口音說，“你來南大可不容易呀”，其餘的卻什麼都沒講。
當時的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在全國很有名氣。“文革”以前，就有一位大學生在論文中提出事物的本質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這一觀點受到毛主席的高度稱贊。更不要說，1978年由胡福明老師主筆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一文章，拉開了全國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正是這場大讨論直接推動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到這樣知名的學府、有名的系科來學習，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77級”，的确是一個特别的群體符号。那一屆哲學系的學生，有第一批錄取的，有後來補招的，共有72人;還有其他院校送來代培的5人，一共77人。後來胡福明老師一直說的一句話是，孔子有72位弟子，哲學系77級有77位學子。77人來自全國不同的地方，年齡懸殊，大一點的已經30多歲，是兩個甚至三個孩子的父親，小的還不到20歲。經曆不同，有的已經是中學或大專的老師，有的是縣級幹部，有的是工廠的書記，有的是部隊的排長，但好像完全當農民幹農活的沒幾個。水平各異，有的對東歐蘇聯思想界正在争論的“異化”理論已非常熟悉，有的則連這個概念都沒聽說過；有的能用外語直接和外國人對話，有的還要從ABC開始。但是，他們都有着同樣的曲折經曆，都有着同樣的渴望：要拼搏，要把被耽擱和荒廢的時間補回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77級”這個特殊的群體符号代表的是曆經風霜和頑強不息。
今天我敢說，那時教過我們的老師都是一流的名師。孫伯鍨老師做學問嚴謹，求高求深，絕不随便著述，一旦成書，必定是扛鼎之作。他研究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形成，寫出《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這部著作至今仍然是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胡福明老師做學問講究聯系實際，求實求真。他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曲折發展的系列論文，包括那篇實踐真理的文章，都是立足實際、發人深省、有膽識、有見地的力作。從他們身上，我們領悟到做哲學人需要頂天立地的意志和精神。
孫伯鍨、胡福明兩位老師隻是當時哲學系這一良師團隊的代表。現今我們也已年近古稀，他們更是耄耋之年，有些則已經告别人世。但是他們當年授課時的傾心、一絲不苟，學術研讨時的較真、一步不讓，與學生亦師亦友的情懷，我們永遠銘記。當“77級”聚會或在“哲學系七七級”微信朋友圈中相互問候聊天時，大家都會談起孫伯鍨老師講課時的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令人歎服；胡福明老師在講台上偶爾眼望窗外，又突然揮手面對我們，分析現實透徹合理，發人深省；李華钰老師講原著，論述清晰、邏輯嚴密，令人敬佩；林仁棟老師的原理課，條理清晰，環環緊扣，到下課鈴響，他最後一句講完，怎不叫人拍案；林德宏老師講自然辯證法，聲音洪亮，滔滔不絕，聽課簡直就是享受;郁慕镛老師身材魁梧，善于雄辯，他對報紙上和幹部報告中屢屢出現的邏輯錯誤的分析，總是讓人恍然大悟；朱亮老師對黑格爾哲學的解讀，化深奧、晦澀為簡易、通俗，讓我們順利地步入德國古典哲學的殿堂；更為難忘的是莫紹揆教授的數理邏輯課程，這位維特根斯坦的關門弟子，講什麼都流利，就是說到“邏”字時會卡上老半天，一旦“輯”字出口，接下來便是口若懸河。他做數理演算，常常會在寫滿一黑闆時，突然說錯了，錯了，然後擦掉，再把正确的飛快地寫出來。
那時的老師，既是學生的導師，又是學生的摯友，既熱情又嚴格。我們留校當老師後，又讀了助教進修班，仍然是學生。一有空，孫伯鍨、胡福明老師就喊我們到他們家裡讨論問題，喝茶、聊天、吃飯。我和童星、宋林飛留校後，就住在胡福明老師當年住過的集體宿舍裡。孫伯鍨老師散步時，特地繞道來看望我們，見我們隻能吃食堂，就把自己在北大用的自制煤油爐拿來，讓我們有空時做點木耳蛋花湯。記得有個冬天，胡福明老師特地捎信來，讓我們三個去他家吃羊肉湯。當然，輪到教學考試時，老師們毫不留情。記得助教班的馬哲史課程考試，當天晚上我們還在孫老師家，第二天上午就是他出題考我們，但他對考什麼一絲一毫也不透露，我們做學生的也不問。考完試，他認真批改，手下毫不留情。
就這麼一批誨人不倦的良師，精心于傳道、授業、解惑，讓我們這批學生如同久旱無雨，渴望滋潤的樹苗一樣，在澆灌中成長。在我們後來的研究和教學中，都能看到老師們的特點和風格。也許有些人認為，那一代老師的著述不多，他們講課的形式傳統老套。但是，那個時代的刊物本來就少，出版更不容易，審查也過于苛刻。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依然寫出了一本本、一篇篇代表他們真知和見解的著作和論文。那個時代的老師并不把自己的著述看得過重，他們傾心于教學和研究讨論，總是将自己平生所學、研究所得，在第一時間和學生們分享。雖然那時沒有現時的多媒體演示，但他們用工整的闆書、清晰的講稿為大家傳授知識和學問。
“77級”在當年是一個孜孜求學的群體，也是老師們下功夫教導的群體。因為他們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也因為他們是在不正常的狀态下走人大學，是在許多方面參差不齊、差異較大的群體，因而受到社會的持續關注。這個群體到1981年底畢業後就分散了。差不多40年過去，他們之中一些人已經離世。現在仍健在的同學中，有一小部分在國外，絕大部分在國内。極少有人經商、當企業家，更沒有富豪大款。有一些人選擇了從政，論職位，從縣處到廳局都有，也有幾個位至部級。幾乎全是清廉本分，至今沒有聽說誰是貪官。還有一些是在各級黨校和高校，或從事管理，或從事教學科研。
“77級”和“老三屆”一樣，隻能是個集體名稱和符号。所以作為其成員，我們在回憶和聚會時，通常都會在前面加上“我們”兩個字:我們“77級”，我們“老三屆”。讀書求學時的友誼一直維系着，加上不少同學又成為其他同學子女、親戚的導師。彼此的感情更加深了。但凡出差，遇到老同學，總少不了上飯店喝上幾杯。事實上，隻有作為群體時，他們才能顯示出特征和性格；隻有作為曆史時，他們才能成為一種标志。但是“77級”中的具體成員并不具有任何與他人不同的地方。這批人是大學人才培養十年斷檔後的生力軍，他們迅速被補充到空缺和急需的崗位上。多數人站在傳統和現代的交接點上，既不保守，也不急進。在“77級”和“老三屆”之後，中國高校教育步入正軌更新的人才、更有作為的人才，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随着時間的推移，“77級”注定隻能成為曆史記憶。
學術研究，在中國知識分子那裡就是做學問。想做學問和能做成什麼學問則是兩碼事，并不是想做學問就一定能做成學問。後者和許多因素有關。比如，一個人在什麼環境下做學問，這點很重要。提到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多數人都知道，它的天文學和地質學一直是優勢學科。所以有人說，“南大強在一天一地，頂天立地”。在南大哲學系讀書時，孫伯鍨老師教導我們做理論研究要“頂天”，胡福明老師教導我們做實踐分析要“立地”。所以在南大做“頂天立地”的事是許多老師心中定下的标準。當然，天有無限的高，地有無限的厚，頂天立地隻能是相對的。總的來說，就是要争取做出最好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又要建立在堅實的實踐之上。南大的老師雖然總想頂天立地，但又總是十分謙恭。南大雖然其前身是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但在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大調整中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留下的老師,大多本本分分，埋頭做學問，低頭做人，從不張揚。我見過孫伯鍨老師填寫的教師登記表，在學術成果一欄中，隻有一句話：曾發表過數篇小文章。
做學術研究和從事知識生産，選擇合适的專業方向也很重要。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現代學術面很廣，知識儲量也很豐富，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僅不可能産生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而且要成為能在幾個領域中都有所作為的人也不容易。因此，必須将有限的精力聚焦在既不過分寬廣，也不是沒有伸展餘地的專業空間中。在具體選擇适當的專業方向時，既要依據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又要将它與對現實問題的探索聯系起來。隻有在具體的對專業方向的把握和分析中，才能将問題意識、家國情懷和經世思想有機結合起來。
哲學系本科畢業後，我留在本系當老師。因為畢業論文是胡福明老師指導的，所以我跟着胡老師搞教學、研究。和導師在一起，就有了做學術研究的好起點。當時哲學系有好幾個學科分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心理學、邏輯學和美學。我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哲學系想編寫一套“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時代”，反映改革開放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思想界存在和發展的狀況。具體分工是孫伯鍨和侯惠勤兩位老師負責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林仁棟和劉林元老師負責研究毛澤東和中國哲學思想，胡福明老師和我負責研究列甯、斯大林及東歐哲學思想。等這些完成後，再集體讨論撰寫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當時哲學系要求每一位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老師，都要從基本原理教學開始，并負責講授和上述分工相對應的經典著作。
不久，胡福明老師就調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來當省委常委和省委黨校校長，已經不可能再回來講課和研究了。因此，研究列甯、斯大林及東歐哲學思想的任務隻能由我來承擔。對一個剛剛進入高校的人來說，碰到這種狀況，既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我把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先給79屆的學生開設列甯哲學思想課程，并将重要的原著包括《哲學筆記》的選讀穿插其中，通過兩遍講授，再将講義修改成書稿。這一研究項目的完成，前後大概經曆了三年時間，其間遇到的困難和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共産黨人學習、引用最多的是列甯的著作。新中國成立後，列甯的許多思想包括哲學思想得到較為系統的論述。但20世紀60、70年代蘇聯哲學界對新整理出版的列甯的一部讀書筆記進行了深入分析，其研究的成果大大改變和豐富了列甯的哲學思想。對于在中國研究列甯哲學思想的人來說，仿佛正在告别一個舊相識的列甯，迎接一個新面孔的列甯。這個新列甯不是站立在與孟什維克辯論的講壇上，而是出現在一座思想實驗室中。蘇聯時代傑出但英年早逝的哲學家柯普甯，就說過《哲學筆記》就是列甯的思想實驗室。
《哲學筆記》是列甯在讀書和思考時寫下的筆記，其中既有完整叙述的部分，也有斷斷續續的随筆，還有許多隻言片語，甚至還有一些讓人猜不透的記号。所以研讀《哲學筆記》就等于進入列甯思想的寶庫去探尋現成的與潛藏的瑰寶。許多大學哲學系的經典著作選讀課程不包括《哲學筆記》，就是因它零碎，難讀、難講、難學。國内對列甯哲學思想的研究，以往也隻是關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糧食稅》等著作。專門研究《哲學筆記》的人和書都不多見。北大哲學系的黃楠森教授，是在被打成右派，發配到資料室多年的情況下，才潛心研究《哲學筆記》的。
但是對《哲學筆記》的研究和在改革開放形勢下對列甯晚年一系列重要文章的重新分析，卻是現時代探索列甯主義哲學思想的曆史所不能繞過的。一是因為《哲學筆記》是列甯同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從而也是同馬克思在哲學思想上相互聯系的見證。讀《哲學筆記》就是在聆聽黑格爾、馬克思和列甯的對話。二是因為《哲學筆記》中滲透了列甯在他生活的時代對辯證思維的許多深刻的理解。三是列甯晚年的重要文章被斯大林故意“忽略”了，而在“文革”時期又被“江青反革命集團”找出來，利用來為他們的觀念和理論做注解。要正本清源，就需要在這些方面下功夫。《哲學筆記》的研讀，包括兩次列甯哲學思想課程的講授，對我是一次重要的曆練，既增強了我從事哲學教學研究的信心，也為我後來成功寫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第二卷)即“列甯主義哲學史”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寫完列甯主義哲學思想的初稿後，我才發現，列甯哲學思想中相當大一部分是政治哲學。而這些又和傳統的哲學原理教科書上的曆史唯物主義聯系在一起。但是在中國思想界大解放的浪潮中，正是這些關于國家、專政的學說，關于政黨的理論受到質疑，相當一部分已經真正成為曆史。梳理哲學思想史的目的，就是要評價已經出現的哲學思維和觀點究竟在新的時代中還能發揮什麼作用，是否需要伴随時代的步伐在主動的修正和創新中向前推進。
正在這時，學校研究生院要我們組織一個教學團隊，為全校的碩士研究生開設“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希望搞出自己的教材。我們對教育部編寫的教材做了很大改動，雖然也對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再到列甯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曆史進行邏輯梳理，但隻是作為前提，重點轉向研究現實社會主義通過改革開放實行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理論與實踐。這一課程的講授讓我一下子轉向了對現實政治結構、政治運行和政治發展的研究。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調出了哲學系，一邊在政治系為本科生講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邊到學校科研處、教務處兼任副處長，參與全校文科教學與科研的管理。
本文節選自陳潭《變革時代的生命閱讀——嚴強教授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