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1977級系友，伟德betvlctor网页版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伟德betvlctor网页版社會風險和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社會風險研究基地主任，兼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兼教學委員會主任等職。獲包括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在内的多項科研獎勵，以及包括全國高校教學成果二等獎、江蘇省高校教學成果一等獎在内的多項教學獎勵。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指導的學生中已有6人成長為“長江學者”。
作為1977年恢複高考以後第一屆新生，我于1978年2月進入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1982年1月畢業後留系任教，1986年擔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學工作，1988年和同班同學宋林飛一起受命組建社會學系而離開，在哲學系整整待了10年。這10年，在南大哲學系百年曆史上至關重要，是改革開放的頭10年，是承前啟後的關鍵10年！對于我個人來說，更是成長進步最快的10年，人生命運轉折的10年，也是充滿激情和夢想的10年。這10年中的人和事，恩師、學友、同事，都将永遠銘記在我的腦海中，伴随我終身。
（1978年2月，1977級新生在上課）
在這10年間，南大哲學系以許多“第一”、“唯一”而名垂史冊：名列“第一中的第一”“唯一中的唯一”的，無疑是胡福明老師作為原作者的宏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它的公開發表揭開了中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序幕，無愧于40年後獲得國家授予的“改革先鋒”稱号；碩士生宋龍祥以“馬丁”署名發表《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在國内學術界産生了重大影響；作為南大新學科、新院系的“孵化器”，哲學系先後“生”出了經濟學系、法律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現在分别發展為商學院、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學院；負責全校文科發展規劃與管理的社會科學處，剛剛成立時隻有3個人——韓新民、周愛群和我，竟然都是畢業于哲學系；經當時在解放軍第1軍第2師服役的同班同學薛國友的牽線搭橋，哲學系開辦了全國第一個“軍營大專班”，為軍隊培養高層次人才，此舉得到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家教委的肯定和推廣；以本系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為依托，主辦全國首屆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生導師研讨會，開啟了國内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高培養層次的交流機制；由本系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牽頭，在太湖之濱舉辦了全國首屆哲學青年學者論壇；本系在讀本科生最早呼出“今日我以南大為榮，明日南大以我為榮”的口号，這條标語至今都是南大校園内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
當時的南大哲學系學科分布整齊、師資隊伍強大，在國内名列前茅。但凡中國的哲學學科，都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三大主體，南大哲學系有胡福明、孫伯鍨、李華钰、劉林元領銜的馬哲，孫叔平、王友三、李書友、闫韬領銜的中哲，夏基松、朱亮、戴文麟領銜的西哲；還有林德宏領銜的科技哲學，郭廣銀領銜的倫理學，以及擁有郁慕镛、李志才、李廉三大教授的邏輯學。哲學一級學科下的各二級專業，當時僅缺宗教學，有關宗教學的課程還是聘請中國哲學老師和金陵神學院的老師講授。待到我離開哲學系時，也建起了宗教學專業，在賴永海以及我同班同學洪修平的帶領下，宗教學專業也發展得風生水起。
我們當時在校讀書，最幸福之處就在于得到了衆多名師的教誨和指點。由于高考停招12年，我們進校後所有的老師都很高興，有名氣的或有潛力的老師都搶着到第一線給我們上課，上述系裡的這些名師都是我們的主講老師，我們的所有專業主幹課都是由這些名師執教，這是我們77級、78級同學的福氣。77級、78級的同學在最渴求知識、最适合讀書的年齡段，大多上山下鄉，失去了讀書學習的機會，現在遇見這麼多名師，在校系兩級圖書館（資料室）裡看到這麼多名著，那股相見恨晚、如饑似渴的樣子可想而知。即使是星期天，許多同學也是灌上一瓶開水、揣着兩個饅頭，就在學校圖書館裡泡上一整天。《資本論》《哲學筆記》反複精讀，《論語》《道德經》了然于胸，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黑格爾的“大小邏輯”也都硬啃了下來。加上77級、78級的同學之前在社會上多經磨練，寫文章的功底和對社會的了解比現在的大學生要強得多，所以這兩屆學生中成才率特别高。聯想到當年抗戰期間，西南聯大在條件極其惡劣的情況下，竟然還培養出一批高水平的學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大師始終堅守在教學第一線”。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論語·述而》）當時南大哲學系的師生們身體力行，近乎達到了聖人理想的這一境界。
（1978年，系總支副書記、副主任、班主任胡福明給77級學生授課）
在所有恩師中，對我影響最大最深遠的當數胡福明老師和孫伯鍨老師，我将終生以他們為楷模。胡老師給我的最大教誨就是“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學習理論是為了指導實踐，研究問題則旨在推動社會進步，即務實求真，學以緻用。我畢業後先是從事哲學教學和研究；1988年，根據學校的需要改行社會學，協助宋林飛建立、發展社會學專業；1998年，國家增設公共管理學科及下屬的社會保障專業，還是根據學校的需要，領銜拉起了社會保障專業，從碩士培養到博士培養，最後再補齊本科教育；2007年，為了尋求公共管理學科新的增長點，又牽頭研究起應急管理，在博士培養層次自設社會風險與公共危機管理專業，現在已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列為首批應急管理專業試辦單位。每次轉行都要從頭開始，從個人層面來講當然會有損失；我之所以會這樣做，離不開胡老師“學以緻用”教誨的激勵，轉行前行的動力是學校布局的需要和學科發展的需要，轉行前行的邏輯是沿着與實際聯系越來越緊密、和人民需要越來越貼近的道路進行探索。孫先生給我的榜樣則是“坐冷闆凳，搞真學問”，不逐個人名利，但求學術發展。孫先生上課時經常把他的最新研究心得和創新的閃光點與學生分享，旁聽他課程的别校老師将聽課筆記稍加整理即以專著形式出版，我們都替孫先生打抱不平，孫先生卻泰然處之。他常說，多一些人研究馬克思、傳播馬克思主義，總是好事吧。他忠于馬克思的原著思想，卻不拘泥于馬克思的詞句結論。有一件事我記憶尤深，他在一次課上講：“我們不能從原則出發，而要從實際出發。物質資料的生産和再生産是決定當今社會發展的根本力量，這是馬克思的研究結論；後來恩格斯根據考古學、人類學的最新成果，提出在人類社會早期是人口的生産和再生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這是實事求是的。那麼将來是否會有可能精神的生産和再生産成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呢？對此完全可以探索，我深信會有這麼一天的。”在孫先生榜樣力量的鼓舞下，我自己在治學中也力求堅持鑽研原著經典與消化最新成果并重，帶學生重于自己出成果，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有新意但還不夠成熟的見解及時地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們。迄今為止，我指導的學生中已有6人成長為“長江學者”（含2名“****”）。
我們在南大哲學系就讀還得益于強調知識面、突出方法論的“通識教育”。如毛澤東所說，自然科學是關于生産實踐的經驗結晶，社會科學是關于社會實踐的經驗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既如此，如果沒有廣泛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知識背景和深厚的科學素養，是難以學好哲學的，更遑論融會貫通了。南大哲學系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學科齊全、師資雄厚。為增強科學素養，我們修學了數、理、化、天、地、生，領略了莫紹揆先生、黃克諒教授等名師的教誨，更得到本系林德宏教授關于科學史研究的真傳；為擴展曆史與社會科學知識面，我們修學了中國古代史（洪煥椿教授主講）和近現代史（茅家琦先生領銜）、世界史（張樹棟教授主講）以及經濟學（姚誠教授領銜）、人口學（馬淑鸾教授擔綱）等等課程。可以說，這樣廣博的知識課程體系是空前絕後的。當然，對各門學科的細節了解并非我們的強項，但對各門學科的宏觀把握、方法論理解以及相互間的區别聯系，特别是科學發現的邏輯，成了我們關注的重點。這就可以解釋上述哲學系為何“孵化”出那麼多的文科院系，也可以解釋一個更為普遍的現象：不僅是南大，而且更多的學校，70年代末、80年代初許多學哲學者，後來轉行的成功率都比較高。這都是因為知識面廣、方法論訓練卓有成效。
（胡福明老師寄語77級學生）
當然，我在哲學系的這10年間也經曆了一些憾事。讀大一時，學校曾對我班同學翁某拟給予開除處分，因情況不明、偏聽當事人一面之詞，我班很多同學與匡亞明校長正面沖突交鋒，我也積極參與其中，惹得匡校長很惱火、胡老師很尴尬，事後證明我們有錯，至今仍深感對不住匡校長。兩位同班同學，一個是來自解放軍南京高級步校、時任南大學生會主席的萬聖榮，一個是才華橫溢、畢業之際就在《中國社會科學（内部文稿）》上發文章的吳曉農，都因多年積勞成疾，在畢業後半年内相繼離世，未能發揮出更多的光和熱，甚是可惜。特别是中國社會學界泰鬥、當時落難在哲學系的孫本文先生，在鄧小平于1979年提出要“重建社會學”的前夕仙逝，終究沒有能看到他所鐘愛并做出奠基性貢獻的社會學在祖國大地上重生，人生之憾，莫大于此。現在，南大社會學院大廳裡安放着孫先生銅像，以處于國内先進水平的社會學科建設成就，告慰孫先生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