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希平教授講座：海德格爾與古希臘，兼談《黑皮本》

“什麼是現象學？”靳教授開題說到，現象學是一門解放的學問：它從傳統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作為一種方法潛移默化地在起作用。而“回到事物本身”，使得我們能夠真正剝開表面的軀殼，看到事物是如何顯現的。

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提到：我們工作，以便有暇。(We do business , in order that we may have leisure; 德文：Wir arbeiten, um Muße zu haben. )閑暇成為工作的目的，學術就是無其他目的的閑暇行為的一種。我們的真學術，就是嚴肅認真的、無拘無束的閑聊。

西方的哲人明确強調，整部西方哲學史都是對古希臘哲學，特别是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腳注。海德格爾也不能例外，因為思想的發展一定是依據于傳統之上，完全的創新是不可能的。海德格爾就是借着希臘的傳統來講。

海德格爾的思想有這樣兩個來源。第一，現實因素。家裡窮，教會資助他讀書；身體也不好，有心髒病。可以說，困境使他總面臨生存的危機。生命之過程是什麼，我是如何“活”成一個人的？海德格爾就以此窺透生存的基本結構：由生，再到死中去。人之為人，就是走向你的死。整部《存在與時間》，四百多頁的書就是解決這一個問題：人是怎麼死的。但我們平常都不會這樣談論如何走向死亡，好像每一個階段做一個階段的事，你的父母勸你結婚，不會說“三十多歲你不結婚，八十多歲你就死了”。

就海德格爾的貢獻而言，一方面，在于他“談人“，對人的談論。在西方傳統中，人首先是動物，然後才有其特征，比如，logos——言，有理性，會計算，能挑選。在既有的分類中研究人，是等而次之的。另一方面，海德格爾把人作為了整個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和基礎，從人開始，來談論“這”是“如何”發生的。當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也有其局限性，一個是無愛，沒有談到愛，然而愛可以超越“在到死中去”；另一個是，譬如藝術，梵高的藝術作品，燃燒而為永恒，也可以超越“在到死中去”。

從海德格爾的作品時期來看，有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個是反亞裡士多德時期（1919-1921）。這一階段的海德格爾思想是新康德主義加上現象學，一起批判亞裡士多德的存在論（Ontology），認為它忽略了曆史與生命／生活。什麼是本質？本質即：to ti en einai，the being of what was ——本質裡包含着過去。後來被羅馬人譯成essence，喪失了亞裡士多德的原意。這樣的讨論自然離生活甚遠。我們說到Onto-logy，Onto- 是詞根變形後的中性含義，就是用Logos來說Onto。海德格爾認為，這就是ent-leben，是離生活而去的，就是用理論（theo-ry，theo- 即看，靜觀地看）統治生活。

第二個階段，海德格爾轉向亞裡士多德（1921/22 冬季學期開始）。由于海德格爾發現，源始基督教的虔誠并不能解決親曆體驗的問題，不能理解把握親曆生活的關鍵環節，因而他又把目光放回到亞氏身上。在這一階段，海德格爾開設了大量關于亞裡士多德解讀的課程，《存在與時間》就是從他原計劃的關于亞裡士多德專著的導論部分發展而來。甚至他後期重要的轉折點也是從解讀《尼各馬可倫理學》開始。這裡提到一個核心概念：Phronesis 心智，也是通常說的實踐理性，人之為人的心裡面的思量、操心。海德格爾剔除了這個詞關于價值倫理的部分。比如我們說這個人懂事，“懂事”就含有倫理取向。亞裡士多德讨論實踐理性，将它與理論理性關聯起來，并認為後者高于前者，這是海德格爾所反對的。海氏認為，實踐理性之被理解為實際生活／生命的無遮掩性，應該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

而說到實際生活／生命與存在論的關聯，其實可以看到，我們所關心的并不是“實”的部分——比如可以被測量的，我的身高體重，我的腰圍，而是“虛”的部分——它“什麼都不是”（Nichts，虛無，無）。在海德格爾看來，解釋的能力在于人具有将其解釋為什麼的能力。把什麼“實”當成了“虛”的什麼。而且，就把這個“虛”的作為Being（存在）——這種Being，才是人之理解的真正内容。桌子的存在，the being of the table，說的并不是桌子的材料。“床不會壞”，而是床的材料壞了，才使得床壞。物理之存在，與對人的Being意味的存在之混淆，即存在論差異（之謬誤）。所謂“實在”與“虛在”之混為一談，海德格爾就批之為存在之遺忘，這個“虛”的Being，更重要的Being，被忽視了。通過這樣的思路，Being在這裡就成為核心概念。

第三個階段，1930 年代的轉向（Kehre）。這個轉向仍然從亞裡士多德開始，即解讀他的物理學（Physics），Phy- 即生長——繼而延伸至自然，Natur。Physics 本身，并非通過人而實現，而是回到“東西”本身——由此，關于整體的諸實存（Seienden）的問題獲得來真實的開端。就如一朵玫瑰的綻放（das Aufgehen einer Rosen），Seiendes的現象性是一種從自身而來的發生，一種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靜與動出于源始的統一性而被鎖閉和開啟”。

走向對自然本身展示顯現的發生，這大約也是海德格爾遇到老莊思想倍感親切的緣由，而他在納粹時期的反猶之舉，也與此有些關系。《黑皮本》并非海德格爾的私人日記，而是本來用于發表的文本，他從1931（32）年就開始寫。其中對猶太人之批判或者反對，以及海德格爾加入納粹黨的行為，不可歸于當下的簡單的政治正确問題。

靳希平教授認為，此事件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是浪漫主義，海德格爾自身也處在浪漫主義的思潮當中，相信德意志民族在危難時刻應有内在精神的湧動與超拔，而浪漫主義是反現代主義的；此一時期占重要地位的天主教思想，對海德格爾的影響亦深，趨于保守而反工業化。猶太人在當時的歐洲幾乎是“現代”與“工業化”的代表，這是現實的曆史層面。海德格爾本人對猶太人的批駁，一方面針對猶太人的“算計”，計算（可以說是從logos出發），針對其制作性（Machenschaft，陰謀詭計），缺乏内核的大生産和制造。另一方面，從西方傳統上，“家”是人之為人的地方，而猶太人始終是無家的、無根的。盡管海德格爾如是卷入了反猶這一政治議題，但靳教授認為，在海氏的哲學中，并沒有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