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我告别揚州師範學校，進入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學習。這一跨越，得益于那場不同尋常的考試。
這是鄧小平同志1977年第二次恢複工作後對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從而改變了國家，也改變了許多年輕人的命運。
那時我已沒有半點上大學的奢望。一個農民子弟，因鄧小平同志1973年第一次恢複工作後把招生制度由上一年的全部推薦改為推薦加考試，而有機會跳出“農門”，進了揚州師範學校學英語，畢業後留校當老師，已經相當幸運了。沒有想到突然傳來了高校通過考試招生的消息，于是抓住機遇報了名。
“文革”幾年大學停辦，積壓了不少人才，考試異常激烈。但我自信：能跟我競争英語的不會很多。果然，在揚州地區組織的初試中，百分制的英語成績我得99分，據說全地區第一，順利進入全省組織的複試。複試自我感覺更好。但招生辦通知我：改報專業，我已超過21周歲的英語專業錄取年齡。再報專業，當然就是政治經濟學和哲學了。留校任教3年，前兩年教政治經濟學，後一年教哲學，都是邊學邊教。每個考生可以填報３個志願，我的第一志願是複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第二志願，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第三志願，有人提醒說，填個差一點的學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橫下一條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學——第三志願：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
本來，按我的成績，實現第一志願是可以的。可是，招生規矩的細節還沒有立起來，伟德betvlctor网页版“近水樓台先得月”，幾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盡情要了個夠，而不管他(她)報的什麼學校、什麼專業。于是，我便進入了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哲學系，時間：1978年3月，年齡25歲，從而開始了我人生的哲學之旅。
我班第一批同學52人，可能有一半左右并未“志願”，有人入學便想轉系。我畢竟屬于“志願” 者，加上我的随遇而安性格，便一頭紮進了哲學。除了按時聽課，還加碼讀書，讀馬恩列斯毛，讀康德黑格爾。老師的講課和課外的研讀，首先引導我進入了知識的殿堂，方知我此前對哲學的了解多麼淺薄；其次漸漸培養起了我的批判的頭腦，書上印的、報上登的，不再都是無庸置疑的真理了。我開始琢磨問題，設定未來的主攻方向，充分利用我的英語特長。新生英語摸底測驗，我隻錯了一點，即把Play的現在分詞寫成了Playying，又獲99分，老師據此免了我的大學英語課。在1979年伟德betvlctor网页版首屆學生公共英語竟賽中，我又輕取冠軍。接着教務處安排我兼任本科生公共英語課教師，既解學校英語教師緊缺之圍，又算是勤工儉學，每課時1元人民币，緩解了我的經濟窘境。這樣，我選擇了西方哲學史作為主攻方向，這就是我的最早的幾篇學術論文都是西方哲學史的緣故。
《亞裡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我生平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當然也是我正式發表的哲學處女作。在此之前，我寫過幾篇短論，現在留有底稿的，一篇叫《真理沒有階級性》，是和同學們争論的産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字樣，即入學後8個月寫的。“真理有沒有階級性”本來是學術界五、六十年代讨論過的老問題，但後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文革”的思想專制主義，使任何人都不敢重提這場争論。“四人幫”粉碎後，學術界日漸活躍起來，被“文革”耽誤、壓抑了10多年的學者們，如同歐洲中世紀之後“文藝複興”時代的思想家們那樣精神煥發，揚眉吐氣，研究熱情空前高漲，幾乎所有以前讨論過的問題都又被重新提起，例如“生産關系對生産力能否起決定作用”，“實踐是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等等。我們雖說還沒有什麼理論功底，但都被這種氣氛深深感染，卷進了各種各樣的讨論。宿舍變成了課堂，同學變成了争論對手，每天晚自習後從各個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論一番，常常面紅耳赤，争吵聲傳向窗外、傳入走道，如同時下某些大學生宿舍飄出的流行音樂一樣熱鬧。正是這種互不相讓的争論使我們的讀書有一種“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味道，思想觀點、研究方法逐漸成熟起來。
正當“真理有沒有階級性”的讨論深入展開之際，有兩位學者在《國内哲學動态》雜志1980年第4期發表文章，說“真理有無階級性”的命題不能成立，言下之意，學術界讨論了一個不該讨論的問題。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我随即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真理有無階級性”這個命題無可非議》。今天看來，這些文章幼稚可笑，但起了練腦練筆的作用。
确定西方哲學史的主攻方向後，我便開始讀史搞研究。好在我有時間，因為我沒有英語課的負擔，其他課程學得也較輕松。在我國傳統的西方哲學史教科書上，亞裡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直作為“折衷主義”、“階級調和論”而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我卻發現，“中庸”是講人類行為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例如，在他看來，過分勇敢是魯莽，太缺乏勇氣為怯懦，兩者中間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錢過度是揮霍，過分小氣為吝啬，介于二者之間的才是節儉。這實際上要求人們的行為不可走極端，而應保持适度狀态。于是我認定，亞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學史上關于辯證法的“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與“折衷”、“調和”不能等同。
《亞裡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一文寫得很苦，前後曆經數月之久，既受理論功底、研究能力的制約，又受身體狀況的影響。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正值發育的我，每天幾乎在饑餓中度過，餓得面黃肌瘦，沒精打睬，偏偏小嘴巴又缺乏适應能力，每當母親把見不着幾個米粒的雜菜稀飯端到面前，我就淚流滿面，不肯張口，差點一命歸西。高中住校時，每餐二分錢菜湯就飯，學生作《十六字令》雲：“湯，幾片黃葉漂在上，二分錢，打了半茶缸。”進入大學後，晚自習到9點便饑腸辘辘，熬到十一、二點方肯就寝，次日又早早起床，依舊饑腸辘辘，跑步鍛煉，朗讀英語，然後才進食堂早餐。天天如此，周而複始。于是，1980年6月24日淩晨，胃十二脂腸球部潰瘍急性穿孔。救護車呼嘯着駛進省工人醫院，透視、驗血、進手術室……術後恰逢暑假，算是休息。9月1日準時返校上課。刀傷未愈，身體虛弱，無法久坐，每天上午4節課，勉強坐上兩節。其餘學習時間，以床為伴，身上蓋條床單，躺着看書，同學笑稱我為“睡美人”。中晚兩餐，食堂米飯太硬，便以煤油爐煮雞蛋面條度日。我對亞裡士多德的研究，就開始于此時。寫作時，寫幾行，躺一陣，刀口不适加身體虛弱，如此折騰，猶如玩命。我已無法說清當時的動因。我隻記得，當刀口拆線出院返校被人攙扶着彎着腰捂着胸艱難地散步時，看到籃球場上同學們生龍活虎、争先恐後地跑跳搶攔投，我驚羨不已，似乎突然間明白了生命的可貴與價值：一切都無所謂了，隻求我能恢複如初。怎麼稍稍像個人樣就不顧一切了呢？
文章寫成後，西方哲學史老師戴文麟教授充分肯定，熱情指點我兩度修改，然後推薦給《伟德betvlctor网页版學報》蔣廣學教授，又經指點修改，最後發表于該學報1981年第3期。我終于開始了發表論文的曆史！興奮，激動，遠遠甚于我後來出版專著。論文發表後，《新華文摘》1982年第1期轉載，接着，人民大學報刊資料社複印發行。開門大吉，我喜不自勝。
大學的最後一學期，做學士學位論文。我選擇謝林哲學作為研究課題。謝林是德國古典哲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但國内關于他的研究少得可憐，解放前有2━3篇文章，解放後也大緻如此。由謝林之子于1856——1861年編輯出版的《謝林全集》整整14卷，而譯成中文的隻有《先驗唯心論體系》一本。我國學術界對謝林的冷落與對康德、黑格爾的熱情顯出巨大的反差。哲學史研究可以作出成績的有兩類：一是開拓，别人沒有研究的你來搞，可以填補空白，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二是深化，别人已有研究的，你可以從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高度去掘進。我決意作第一類研究，立志未來成為國内謝林研究的專家權威。我寫信向《先驗唯心論體系》的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梁志學研究員求教。他立即回信：“如果你想在德國哲學方面從事教研工作，我認為現在開始學習德語也為時不晚。如果想寫畢業論文，我覺得似乎可以采取這樣的辦法：第一，把題目選在能看到必要資料的程度或範圍，譬如選‘謝林與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思想的比較’。(《先驗唯心論體系》第二章有足夠的材料，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也有中譯本)，‘謝林與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思想的比較’(《先驗唯心論體系》第四章有足夠的材料，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也有中譯本)；……第三，發揮我們所長，不以占有資料取勝，而以理論分析取勝”。
根據這些很有價值的意見，我開始了讀書、搜集資料和研究。論文指導教師為黑格爾哲學專家朱亮教授。論文初稿《謝林辯證法思想初探》于1981年11月24日完成，整整3萬字。梁志學閱後來信肯定我“所作的述評基本上是正确的”，要求我改動一遍，“突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文字表達方面多下功夫”。朱亮要求我以論文中的“矛盾學說”部分為主體，适當擴充深化成12000字左右的文章，作為畢業論文，餘待日後再論。根據兩位老師的指導，論文于1982年1月10日最後改定，題目是《謝林矛盾學說初探》，11500字。我以此獲得哲學學士學位。此文後經梁志學老師進一步指導，我又修改兩次，最後由他推薦，發表在《外國哲學》第4輯，商務印務館1983年9月出版。
此後我又繼續作了一段謝林哲學的研究，直到考上博士研究生才中止。發表的論文有：《謝林思想發展的最初階段》、《青年恩格斯對謝林的批判》；譯文有：《謝林的自然哲學》、《青年謝林和康德》。198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朱德生教授主編《西方古典哲學名著菁要》，知悉我研究謝林，約我撰寫《先驗唯心論體系》提要。我按約完成，但不知怎的，時隔8年，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當時我差不多已成為國内對謝林哲學研究得最多的人之一了，我相信繼續搞下去，會有建樹。然而，我的研究興趣後來發生了變化，這裡不表。對我來說，謝林哲學之晦澀難啃，超過康德、黑格爾，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塊新開墾的處女地。
1982年2月，我和同學們一樣，帶着伟德betvlctor网页版頒發的畢業證書和哲學學士學位證書，告别伟德betvlctor网页版，走上了新的崗位。（本文作者：周文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