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傳統哲學研究方法”再度成為熱門話題。2019年12月28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河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上海大學、湖北社會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伟德betvlctor网页版等十餘位專家學者聚首南京，就中國傳統哲學研究方法展開了熱烈讨論，提出了一些頗具啟示性觀點。
作為學問研究的對象以及哲學創新的資源，經典文獻無疑更是研究的根基與靈魂。李振綱教授認為技巧離不開文獻的功夫，方法是建立在對于經典精熟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經典作為支撐的研究就缺少了抓手和依據。楊海文教授反思了文獻在不同階段對自己學術研究的影響，在學生階段，文獻是學問之本；做編輯的階段，将文獻轉化為資料庫；做老師的階段，則要精讀第一流的經典。李尚信教授則從學與思的角度分析了文獻對于研究的根底性作用，認為學與思之間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性的，“學”屬于吸收知識的過程，“思”代表着創新意識，研究者有時很難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做好研究。
方法論是近年中國哲學史學界探讨的熱點問題，诠釋的差異，本質上是不同诠釋方法運用的結果。李振綱教授總結出精讀經典的三個方法：直接與經典照面，同時也要了解經典本身帶有模糊性，正是因為有模糊性，才能營造出廣闊的解釋空間；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一部分來自經典，一部分來自現實；讀經典要善于抓住核心範疇，善于歸納。楊海文教授認為，文獻的功底是第一步，除此之外還需要有進一步的解釋解釋學技巧。在進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對于自己的文獻庫不斷進行再次分類，每一次的分類，研究者就會有新的認識，開辟出新的領域。李尚信教授同樣強調做研究要有解釋學的技巧，認為方法運用的效果取決于研究者對于方法的理解，同時要遵循邏輯與曆史統一的方法，研究者必須對于研究對象的合理性與局限性做出相應的分析。羅安憲教授則從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切入，從“概念的分析”與“系統的建立”兩個方面對于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具體地闡釋，首先，要有概念的分析，概念的分析遵循三個環節：追根溯源、引經據典、分析批判；其次，建立“思想系統”，思想系統的第一個關鍵是“内通”，此外還要加上“内證”“外證”與“旁證”的方法。思想系統的第二個關鍵是“關聯”，“内通”了之後還要建立一個概念的系統。王建平編審比較了哲學方法與社會學方法的異同，盡管兩者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都要做文獻的研究，這是兩者的共通之處，王建平編審還指出，現在的哲學文章往往都是在闡釋，但是哲學是引領性的學科，不能停留在解釋的層面上，還應該有思想上的創新。
寫作技巧屬于研究結果的表達與呈現的問題，如果以更好的形式将所要傳達的内容呈現出來，這就涉及到技巧的運用，這是每一個研究者必然會面對的問題。楊海文教授從三個方面對哲學文章的寫作技巧加以說明。首先，技巧總是個人的，“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第二，“美成在久”，任何美好的成就都來自長久的堅持；第三，有了方法，還要加上個人的勤奮。胡靜編審結合自身的審稿經驗，對哲學論文的寫作給出了具體的建議，第一，學術視野要寬廣，善于運用不同學科的方法；第二，文章需要有紮實的文獻的支撐，還要符合相關研究的規範；第三，作者的心裡要有讀者，寫作時盡量将晦澀的概念轉化成讀者能讀得懂的語言；第四，要有自己的寫作方法，而不是簡單的模仿；第五，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字感受力，語文功底要好。王建平編審認為，寫作技巧的前提是肚子裡面要有東西，表達出來還要符合邏輯、符合規範，文章應該避免教科書式的寫作方式。李尚信教授則結合自身的審稿經驗，對于文章的具體寫作規範提出了兩點建議，首先，摘要需要表現出文章的核心觀點與創新點；其次，研究的綜述不能簡單地羅列已有研究，而是寫明要解決的問題目前學界研究到了什麼程度，有哪些觀點，可以分成幾個方面，已有研究的合理性是什麼，不足處又在那裡，還有什麼問題有待解決。
中國哲學的發展，是以經典诠釋的方式進行的，但中國哲學關注的問題仍然是終極性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的研究者必須對時代的問題有所回應。李振綱教授認為，哲學史的研究要切入現實問題，做哲學并不單單是為了抒發個人的思古幽情，必須帶着對當今社會問題的認識與思考鑽研經典，在文獻中尋求化解之道。李尚信教授同樣指出，做中國哲學不能隻是研究文本，還要關注現實，為現時代服務，學習中國哲學不僅僅是學習中國哲學史，還要建構當代的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是對于生成性的生活本身的哲學思考，哲學對于生活意義的揭示是終極性關懷。楊海文指出，研究者需要有曆史意識，有了曆史意識後，還要回到當下，同時對古代文獻要有深情厚意，隻有這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才能一代代薪火相傳，這樣的态度也就是人文學的關懷。朱承教授立足于中西古今的宏大視野，從五個方面闡述中國哲學的學術關懷問題。首先，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問題，從事傳統哲學的研究，絕對不是為了僅僅滿足個人的興趣，傳統哲學的研究，需要對于時代問題做出回應；其次，需要對人性、義利、有限無限等具有普遍性、終極性的哲學問題，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研究者給出自己的回答；再次，學術研究不應僅為滿足個人的曆史興趣，還要解決時代的問題，文獻不僅是我們的對象，還是就是我們解決時代問題的資源；第四，世界哲學不僅僅是一種參照，還應該是資源，在消化吸收以後，還有參與世界哲學的探讨，使得我們自己的哲學也成為世界哲學的資源；最後，做哲學研究要有套路和規範，但是如果沒有情懷，就會喪失生命力。
李承貴教授着重就中國哲學研究中需要處理的個案問題提出了幾點看法。他認為，中國哲學研究的具體表現就是學術論文或著作的寫作，學術論文或著作一般都要探讨學說或思想的形成、命題和概念的意蘊、學說或思想的性質等。他指出，以往我們探讨某種哲學學說的形成習慣用唯物史觀方法，這當然是分析一種學說形成的基本原則，但這顯然無助于我們全面認識一種學說的形成，比如分析王陽明心學的形成，就可以采取社會學方法，考察王陽明弟子們在接引弟子、刊刻語錄、處理家務、協調紛争等方面對于陽明心學形成所做的貢獻。至于命題或概念的意蘊的解析，李承貴教授認為，需要做到四個“拉回”，就是将所研究的命題或概念拉回到曆史文化系統、思想義理系統、現實社會系統和身心系統，其中現實社會系統和身心系統最為重要。所謂拉回到現實社會系統，就是将被理解的命題或概念放在當下現實中加以考察，分析其意蘊；所謂拉回到身心系統，就是将被理解的命題或概念與研究者的身心結合起來，因為我們研究的命題或概念都是關涉人的，所謂“道不離人”，隻有将命題或概念與身心加以對照，才能形成真切的把握。關于哲學思想性質的判斷，李承貴教授提出“四種效應”說，他認為分析某種學說的性質可由四個方面入手，一是“複述效應”，如果一位哲學家對某種觀點或主張，終其一生重複叙述，那麼就可以根據這種複述判斷其思想的性質；二是“職場效應”，就是指哲學家的觀點受其社會身份（政治或經濟地位）影響，即根據其階級屬性判斷其思想性質，所謂“屁股決定腦袋”；三是“生命效應”，就是指哲學家的生命狀況影響思想是性質，哲學家是人，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哲學家身體健康時期與身體病痛時期、青壯年時期與老年時期，其思想傾向有很大差異，因而可以根據哲學家身體狀況判斷其思想性質；四是“理想效應”，就是指哲學家除了社會角色之外，還是理想主義者，是社會的批判者，哲學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受限于社會身份，更多的情況下是突破這種限制表現出超越性和理想性，因而必須注意哲學家哲學思想中的超越因素或理想因素。李教授指出，如果在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實踐中我們能将這些問題處理得當，那麼我們的中國哲學研究是值得期待的。